1949年4月23日23时，人民解放军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南京解放了。

　　第二天早晨10点，在整整11个小时后，新华社正式发出南京解放的消息，这也意味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结束了。

　　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解放南京的重大消息为何要推迟11个小时发出？更令人疑惑的是，其实，就在4月24日早晨6点，毛泽东主席还亲笔撰写了一则消息，称“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从“如果”一词判断，在提笔的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解放军已经占领南京。

　　是失误还是策略？作为战争年代的新闻报道，到底肩负了怎样的重任？60年后的今天，我们寻访当年活跃在战争前线的新闻工作者，听他们讲述那段墨香激昂的往事。快报记者 白雁

　　随军记者戴煌：

　　一路上找不到发报的地方

　　戴煌住在北京宣武门新华社的家属院里，他是苏北人，身材高大，说起话来底气十足，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误以为他是个老军人。实际上，当年作为南京解放后第一批抵达南京的前线记者，他的确同时身兼战士和记者两种身份。说起往事，他的开场白是：“已经60年了……”那一年，他刚20出头。

　　渡江战役前夕，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支社的记者，戴煌随部队进入扬州-滁州一线。部队的渡江地点在镇江-南京一线。这一线的长江北岸，原先有很多敌人的据点。渡江前，经过艰苦的战斗，已经将这些据点扫光了。

　　“我是跟着攻克十二圩的一支部队过江的。遇到了从南京逃跑过来的英军军舰紫石英号，我们还开炮打了它。”解放十二圩，休息了一天，部队奉命继续渡江。在镇江附近的高资，战士们正在登船，又遇到了从南京方向逃过来的国民党舰艇，他们向解放军阵营连连开炮。“有条船上一个团长抱着一块门板跳进水里隐蔽，有的战士下船回到岸边，我的通讯员更不知道隐蔽到哪里去了。”通讯员找不到了，戴煌只得独自按照原计划跟着先锋营渡江。来到江南，这才发现岸边的敌人早就跑掉了。“江面上风平浪静，我们一弹未发就过了长江天堑。”

　　工兵在地上用石灰撒出路来，大家小心地穿越雷区和一道道铁丝网，又越过了宁沪铁路，沿着山间小道，向京（注：指南京）杭国道上的句容插去，目的是阻击从南京溃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先锋营到达句容县城时，南京已经解放了。句容县长带领政府官员投诚。县城里的士绅和富户们都来到先锋营的院子里慰问解放军。戴煌把几天来的见闻整理成稿件，想尽快发出去，可是负责传送稿件的通讯员一直找不到，他所在的先锋营又远离大部队，和上面还没有取得联系，也不知道军部和支社电台到了哪里。

　　“就在我急得团团转的时候，24号晚上，我在句容西边碰到34军另一个团的政治处主任老钱。”意外相遇让戴煌喜出望外。老钱告诉戴煌，他们团就驻扎在县城西郊，听说三十四军侦察营已经进了南京城，说不定军部也已经到南京了。“他说他马上就要随一辆大卡车到南京去，问我去不去。我求之不得啊，因为进了南京，就可能找到军部，即使找不到军部，也可能找到其他可以发稿的地方。”

　　深夜，戴煌和老钱搭着拉木炭的卡车出发了。卡车走走停停，走了一夜，到了南京的珠江路，天都快亮了。大清早，戴煌和老钱上街寻找部队。

　　“到了新街口，我看到了街上立的孙中山像，还看到了一栋6层的高楼，大门上面的大理石上，一眼就看到‘中央日报’四个灰色的正楷大字。大门旁边的报栏里，则贴着《解放新闻》。”《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怎么会贴着《解放新闻》？是不是《中央日报》的人在搞“应变”？

　　戴煌疑惑地向看门人询问。看门人核实过戴煌和老钱的身份后，立即带着他们上楼，找到了一个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男子叫李廉，是《中央日报》的地下党负责人，他奉地下党的指示，组织《中央日报》的一些人在这里临时出版《解放新闻》，安定人心，等候解放区的新闻机关来接管。

　　戴煌当即问李廉，能不能发报。李廉说，他们的电台现在只能收新华总社的电讯，却不能向任何地方发报，南京的电报局也还没和北平以及其他城市恢复联系。见戴煌急着发稿，李廉提出干脆把稿件发在《解放新闻》上，戴煌当即应允。

　　在报社的食堂吃过饭后，李廉邀请戴煌和老钱到附近的电影院，看美国彩色影片《海底肉弹》。大家一边看电影，一边悄悄商量工作。得知国民党第二舰队已经起义，戴煌立即要求去采访起义详情。在李廉的带领下，戴煌乘坐一辆美式小吉普，直驱中山北路原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在这座乳白色的大楼里，他们受到了舰队司令林遵的接见。林遵还派了一名少校陪二人去下关码头采访起义官兵。

　　4月27日，戴煌找到了刚从镇江来到南京的新华社八兵团分社副社长李扬，也见到了分社采编主任季音。季音要求戴煌迅速写出关于“四一惨案”的详情，并给他几块“袁大头”作为采访经费。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戴煌交给李廉的稿子发出来后，却惹来了麻烦。

　　4月28日，《解放新闻》第一版刊登了戴煌的《汽车的灾难——匪军撤退暴行之一》等三篇稿件。通讯署名为“新华社前线记者戴煌”，为了突出作者身份，这几个字特地放大到副标题的字号。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新华社记者的稿件，未经总社广播，是不能见报的。为此，戴煌受到了警告，记者职务被撤销。直到这年9月，他写出了一篇《宝贝鱼》的优秀稿件,记者职务才得以恢复。

　　地下党员李廉：南京解放后首份报纸存在仅四天

　　在南京大学北京西路二号新村的教师宿舍里，记者见到了李廉。这个当年在戴煌眼中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如今已经整整90岁了。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记忆力。翻开创办于1949年4月26日的《解放新闻》，他甚至记得重点新闻在每个版面的具体位置。

　　1949年4月21日早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少谷把李廉叫到了位于沈举人巷的黄公馆内。黄少谷告诉李廉，要乘飞机去台湾，就赶紧去明故宫机场找一位“关局长”。随后，黄少谷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背面写上——关局长：李果等五人要飞台湾。将名片递给李廉后，黄少谷不再讲话，李廉于是鞠躬告退。

　　李果是李廉在《中央日报》工作期间用的笔名，他当时的职务是采访部主任，他的另一个隐秘的身份则是地下党员。

　　得知黄少谷要去台湾，李廉预感到：南京要解放了！他立即打电话给镇江和芜湖的特约记者，反馈回来的消息称：镇江的江面还没有动静，但是解放军已经在芜湖附近的狄港，矛头直指皖南！江面上已经漂来带血的尸体。

　　次日，这则消息出现在《中央日报》的第二版。接着，24日，《中央日报》登出报社员工敬告读者的《我们的声明与希望》，大意是说：《中央日报》将于“今日”起，成为读者的报纸，并敬告市民，大江两岸战事正起，请市民群众保护自身和家产的安全，防止抢劫，政府公务员保护公务，爱护公产……

　　消息刊登的当天早晨，李廉站在采访部临街的窗前，看到穿着土黄军装的解放军行走在马路上。有一位解放军直接找进了报社，并告诉李廉：35军司令部宣传部长请报社派个人去见他。

　　在黄埔路励志社的北边，原国民党国防部后勤部的地方，李廉找到了35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宗卓。李廉告诉刘宗卓，他们正在筹办一份人民的报纸，具体工作由原地下党同志负责，报名定为《解放新闻》。在得到刘宗卓热情的肯定以后，4月25日，李廉又代表《解放新闻》来到中山北路“军人服务部”拜访八兵团新华分社的副社长李扬。

　　李扬提出，愿意每天为《解放新闻》发一份新华总社电讯稿以及分社发的稿。当天，李廉就拿到了新华总社发的三篇社论：《庆祝南京解放》、《向南京人民进言》、《抗议英舰暴行》，还有两篇时评和若干新闻稿件。

　　报纸的内容有了，名称也有了，利用《中央日报》原有的设备资源，开机即可生产，可是，谁来写报名呢？“我只得自作主张，挥动毛笔，写下让我终生难忘的四个大字——解放新闻。”

　　1949年4月26日，这个日子李廉终生难忘——《解放新闻》诞生了。尽管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天，《解放新闻》就被转入《新华日报》，但是对李廉来说，这四天终生难忘。他与这四天认识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挚友或同事，其中包括刘宗卓、戴煌、李扬……

　　在李廉家中，现在还保存着四份《解放新闻》的复印件，每一份都是四开两版，每一版都装裱得整整齐齐，红底黑字格外醒目。因为是复印件，字迹非常模糊，但是李廉几乎记得每一页的大致内容。

　　4月26日的《解放新闻》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的新闻稿件——《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对全国人民约法八章》。而在头条新闻的旁边则刊登了新华社社论《庆祝南京解放》。

　　李廉做过一个统计，《解放新闻》从4月26日创刊至4月29日终刊，出版了四天，“共报道国内要闻48条，国际要闻5条，本地大事24篇，简讯23则，重要事件特写3篇，国内中大事件通讯4篇，专访一篇；新华社评论3篇，时评一篇，《群众会周刊》时评一篇；政治漫画5幅，政治连环画8幅，领袖照片一幅，马凡陀山歌两首，歌曲一首；政治布告3则，民事公告5则，文化广告两则，个人启事两则。”在这些稿件中，有67条是新华社八兵团分社的电讯稿。

　　总结自己和同事们在这几天的工作，李廉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利用报纸的一切空间，以多种题材和形象的语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报道解放军的胜利，传播公用事业和人民群众的信息，促进生产和商业的恢复，鼓舞士气，安定民心。”

　　“首席记者”毛主席：发出南京解放的第一篇新闻稿

　　南京解放后，三野八兵团分社和三十五军支社随即进入南京，他们先后报道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南京工人学生市民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工人学生武装护厂护校、南京市军管会成立、工商业恢复生产等消息，摄影记者邹健东还拍摄了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等照片，留下了富有历史文献价值的镜头。然而，南京解放后的第一条消息，却出自毛泽东之手。

　　1949年4月23日凌晨，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守军逃离南京。上午10点左右，毛泽东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处了解到这个情况，他开始等待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方部队来电。晚上8点多，毛泽东收到了民间组织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马青苑、副主任吴贻芳通过地方电报局发来的“恳请解放军进城，以慰民望”的电报。然而，直到24日凌晨，前方部队仍旧没有消息。

　　不能再等了，毛泽东于是提笔写下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电讯稿。在稿件中，毛泽东写道：“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南京人民正在等候着人民解放军……”

　　在新华社老记者成一位于北京广安门外马连道东街的家中，还保留着根据毛泽东手写原件制作成的这一电讯稿的复制品。渡江战役时期，成一是新华社二十五军支社的记者，南京解放的这天夜里，他所在的部队已经渡过长江，进入安徽的宣城了。

　　按照原先的计划，解放军本打算东从江阴、镇江一线渡江，西从芜湖、宣城渡江，压到靠近南京南部的郎溪广德山区，然后往北压，形成包围，由陈赓率领的二野担负解放南京的任务。然而，渡江战役打响后，情况起了变化，国民党政府提前从南京逃跑，原定担负解放南京任务的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尚在西线，一时难以赶到。4月23日，中央军委即令距南京最近的属于三野的三十五军迅速占领南京。解放南京，在此刻，从军事上讲已经轻而易举，但在政治上，则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然而，敌人溃退迅速、解放军进军神速，以至于新闻报道跟不上战事的发展变化了。按照当时的规定，新华社的发稿流程是，首先由前线的支社记者写稿，然后由通讯员送往军支社或者兵团分社，兵团分社有发报机和电台，他们负责将稿件发往三野总分社，总分社最后将稿件发往新华社总社。南京解放的23日深夜，按道理应该负责新闻报道的八兵团分社却在镇江附近，而八兵团的上级机关三野总分社则在泰州附近。

　　今年87岁的沈定一，当年正好担任三野总分社的编辑，行军打仗期间，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在1949年4月23日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军今晨占领镇江和南京以西之浦口、浦镇，兵临南京城下。”4月24日的日记中，则写道：“今日二时以前解放南京，南京的广播电台已在广播欢迎解放军的口号和号召人民安居乐业，热烈欢迎解放。”

　　如今，回忆起23日夜间的情形，沈定一说：“渡江战役的采访中，我们派出了8个特派记者，特派记者可以直接向三野总分社发稿，然而，南京解放时，我们的8个特派记者，却没有一个发消息回来。各兵团分社也没有消息发来。”

　　当年，季音就是总社的8个特派记者之一。他也是南京解放后第一批入城的记者，不过，在渡江之前，他接到的任务是采访20军在扬中的渡江尖兵突击团。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季音跟着20军进入南京，此时，距离先头部队解放南京，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回忆起自己跟随部队入城的情景，季音说，“出乎我的意料，南京城里几乎没有战争的迹象，春风拂面，明亮的路灯照耀着沉睡的城市，周围显得异常宁静，部队行进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一些市民走出来观看，他们脸上毫无惊慌之色，而是微笑着向部队招手。”

　　为什么解放南京的消息没能及时发回来，沈定一还补充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当时，我们用的是手摇马达供电的发报机，这些发报机只配备给总分社和兵团分社，解放南京时，因为部队行军速度太快，记者和支社常常走散，支社和分社也常常联系不上，这就导致新闻不能及时发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写《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电讯稿时，用了“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这样留有余地的句子。

　　成一展示给记者看，毛泽东的电讯稿共有两页，第一页是毛泽东的笔迹，第二页则不是。“这第二页，是马青苑和吴贻芳发给毛泽东的那份电报，毛泽东直接拿过来，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然后和自己已经写好的内容，并成了一条新闻稿件。”

　　这种利用新闻化平淡为神奇的做法，正是毛泽东擅长的，而在电报原件上，毛泽东磅礴大气的修改与原文纤细秀丽的字体也形成有趣的对比。

　　就在毛泽东发表这篇通讯稿的当天下午，《人民日报》号外刊登了南京解放的新闻，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在第一时间读了报纸，摄影师徐肖冰用相机记录下了这重要的一刻。

　　同一天下午，八兵团分社在镇江乘火车抵达南京，负责起解放后有关南京的新闻报道来。与此同时，新华社发出通知：南京的接管、恢复等新闻稿件，兵团分社可以利用原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直接向总社发稿，不必再经由三野总分社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