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7日，邓小平同志来到南京。到南京后，邓小平初步了解的情况是：“南京破坏不大，房屋一般完好”，“最初两三天发生一些抢案，从27日起市郊已无抢案”，“此次各机关保护尚好，秩序尚无大乱，主要得力于秘密市委，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偌大的南京，且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竟然能保持如此完好秩序，可谓一场奇迹。是国民党无能，还是共产党太厉害？迎接解放，除了有共产党领袖高屋建瓴的决策，那些工作在各大工厂、商店、学校的基层组织者又是如何使出各自看家本领的呢？快报记者 戎丹妍 朱俊骏

　　自制手枪准备护厂

　　周志一：

　　自制手枪准备护厂

　　大约在1946年秋，周志一等人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来到南京，由地下党姚静介绍进入首都被服实验厂（三五0三厂前身）修理间任技工、工长。1948年初，周志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周志一和另两名地下党齐钜卿、葛平在被服厂组织了另一个“劳动兄弟互助会”，周志一担任“老三”。周志一说，当时的地下党都有排行，老大管领导，老二管财务，老三管外交联系，他主要负责联络工厂工人，宣传进步思想。不久，为了斗争发展需要，地下党工委领导将该厂的两个地下党平行支部合并，成为后续反撤遣斗争和护厂斗争的骨干力量。

　　为迎接南京解放，周志一和另一名地下党刘白云还接受了组织交代的另一项任务:研制一种钢笔手枪。手枪大概比钢笔粗一点，子弹只有半个小拇指指甲那么大，只要一按“笔端”的开关，子弹就会发射，周志一说：“虽然看上去很小，但还是能打死人的”。这种枪大概做了四五支，主要是为后来护厂斗争做准备。

　　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2月，组织上把南京划为东区、南区、西区、北区、下关区等五个区委组织，准备搞地下武装斗争，筹备组织工人武装，准备从被服厂抽调一批党员充实区委，周志一就被调往担任东区区委书记。周志一在东区期间，主要负责筹备以三轮车工人为主体的工人武装，三轮车在当时是非常灵活方便的交通工具，哪里有事情发生，很快就能赶到，走街串巷非常方便。为了快速反应，机动灵活，他们设了一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中队，9个小队，每个队都安排有地下党。总共大约有100人。

　　周志一说，1948年他刚申请加入共产党那会儿，他在南京认了个亲戚，这个亲戚是一位在60兵工厂（即现在的晨光机器厂）工作的老工人，而这为他收集枪支提供了方便，因为当时国民党管理涣散，在兵工厂工作的工人要弄到枪支弹药非常容易，这位老工人家里就有枪，而住在老工人家周围的也有很多都是这家兵工厂的工人。最后他从这些工人家中收集到了2支驳壳枪、1支左轮手枪，1支美式30步枪，弹药无数。4月22日，国民党弃守南京，人们陷入恐慌，担心战争就要来临，这时他们大队全副武装，走上街头，开始维持秩序，他们主要负责的是东区，也就是现今新街口、大行宫这一带。街上有小规模的骚乱，比如抢商店、抢米铺等，因为他们带枪，破坏分子看到他们就跑开了，使得骚乱得以制止。

　　周英： 工人“耍赖”留下了一单货

　　周英当年在首都被服实验厂的服装部门工作，负责生产服装，他加入地下党的时间与周志一差不多。周志一在1948年秋接到组织指示，让其把工作重点放到地下党三轮车支部，被服厂的工作就不怎么管了，而周英的工作一直都在被服厂。

　　周英告诉记者，在1948年冬天，被服厂就已经开始组织撤离，国民党要工人一起南逃，并请有意向的工人前去填写申请书，当时被服厂的职工大约有2000多人。听到这个情况，地下党号召大家留下护厂，再动员这些兄弟去宣传其他工人留下。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多工人听了他们劝说都留下了，走掉的大概只有600多人。

　　除了号召工人撤，国民党还想将一些机器也带走，不过，周英说，那些机器的主要零件已经被地下组织动过手脚，运过去也不能马上派上用场。

　　周英还回忆了一件趣事，就是当国民党将能够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之后，却忘了一件事情，还有一单订货没有交付。当时这单货是由一个承包商包了，但国民党来不及要逃跑，顾不到这批还没有完成的货了。但单子已经下了。地下党得知此事后，决定既要能要到这笔货款，又能保住这批货发不出去，留下来给解放军使用。于是他们先到承包商那里要到这批货的钱，而交货的期限却一拖再拖，最后南京解放了，承包商看国民党也跑了，就没有要到这批货。

　　汪士中： 解放前夕南京为什么没有停过电

　　在南京解放前后，首都电厂（现今的南京下关电厂）没有一天停止发电过。在那种局势紧张的情况下，首都电厂为何能保证一直运转？现年82岁的汪士中先生回忆了当时电厂的一些情况。

　　汪士中是1944年12月加入共产党的，发展他加入的是电厂党支部书记任曙。1949年元旦，首都电厂地下组织遭到一次大的破坏。事情是这样，早在1948年12月，中共地下党就秘密布置策反活动，以保护电厂在解放时不受破坏。在首都电厂，有个叫赵家成的人是首都电厂“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此人其实是中统特务。当时的组织让地下党张国宝与赵家成联系，希望赵家成能认清形势，争取他站到共产党的阵营来。然而，赵家成在1949年元旦，以请张国宝吃饭为名，席间布置华本善等中统特务将张国宝逮捕。张因受不了敌人的严刑而叛变，供出其领导人叶再生和张林生、张云江、王宝桢、邹嘉明这5位在电厂工作的地下党的姓名、住址和联络信号。当晚，张林生被捕。元月3日和4日，叶再生和张云江被捕，王宝桢和邹嘉明因及时撤退未遭逮捕。

　　为什么电厂在解放前夕一直没有受到破坏呢？汪士中说，这可能与国民党自身需要有关，很多资料都说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曾扬言要在走之前炸毁电厂，然而事实上国民党只要在南京一天，他们自己就必须要用一天的电，而那几天，李宗仁都坐镇南京，不可能这时候炸毁电厂，而到23日，他们一门心思要逃跑，也来不及去炸。真正炸电厂的时间是从解放后国民党报复开始的。

　　王徳滋、冯世昌： 学生们用行动来迎解放

　　1949年初，王徳滋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他是中央大学地质系大三的一名学生。王徳滋回忆，中央大学里有很多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在监视师生的一举一动，当时学校基本停课，很多师生已经由学校组织安排回家。而他由于身份特殊，还是留在了南京，继续秘密活动，散发传单，给市民邮递信件。

　　和王徳滋一样，身在金陵大学的冯世昌先生也参与了护校运动。冯世昌1946年就在上海育英中学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1947年9月，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冯世昌白天上课，晚上就在宿舍里，和一些进步学生编印《金大新闻》。他们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大量反对迁校的言论，号召全体师生团结起来保护学校。同时，他们还利用“应变会”的身份，向一些教授、讲师和职工做工作，联合向当时的校长反映民意，要求不要迁校。就是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之下，金陵大学的校长决定不把学校迁到台湾去，最后反迁运动取得了胜利。

　　从4月20日起，国民党军队弃城而逃。22日清晨，南京已成为一座空城，马路上到处都是军队丢下的枪支。于是冯世昌组织学生上街把枪支捡回来，保卫学校。有一位学生还拿来了一挺机枪，放在校门口助威。“其实这些枪里是没有子弹的，就吓唬人而已。”冯世昌笑着回忆说。

　　23日清晨6时，解放军进城，还是学生的王徳滋、冯世昌和同学们都走上街头，迎接解放军，欢庆胜利。

　　拿走国民党的机关枪

　　尤于天：

　　拿走国民党的机关枪

　　1948年冬季，尤于天接到中共地下党的书面通知，内容主要是解放南京前如何保护好南京的商店、工厂等财产不受损失和破坏等事项。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继续统治南京，南京警察局要各区派出所组织防护团、义勇警察等群众组织。尤于天当时在夫子庙最大的商场——永安商场内的金都公司工作，当营业员。永安商场要求出10人去参加。当时商场某商店老板施松青（地下党）同志要他参加，他没同意，因为他不知道施是地下党。隔天，直接领导尤于天的陈惠标同志要他参加，打入内部，他就去了。后来知道，商场去的10人中，有5人是地下党。1949年1月左右，夫子庙派出所成立了义勇警察大队，大概组织了100多人，操练一个月结束。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城，但主要军力去追击敌人，南京陷入真空状态，难免出现哄抢事件，商场参加义勇警察大队的9人（其中一人回家没有能回来）立刻穿上义勇警察制服，开始保护商场。考虑到仅仅保护永安商场还不行，还要保护周边地区都不能受到破坏，于是他们开始说服附近商场义勇警察队员加入，最后集合了约有60人。东到利涉桥，南到中华门，西到升州路，北到内桥，晚上轮流站岗值班，一直坚持了三天两夜。尤于天说，对于骚乱的人群，他们有规定，老百姓哄抢的只可朝天鸣枪威吓，遇到流氓地痞才可武斗。

　　23日晚上，在中华门一带，有一群国民党散兵游勇有2挺机关枪，在当时可是重型武器。他们看到我们，不知我们是谁，可能以为我们和他们一样，而且人数也没有我们多，我们上去就把机枪抬走了，他们也没敢说什么。我们把机关枪架在了南京警察局大门口（即现在夫子庙派出所所在地）。

　　24日早上，我的上级联系人陆少华同志来通知我，中央商场告急，外面有很多人要哄抢商场。听说我们缴获了2挺机枪，能否支援1挺给他们，我们立即就把其中1挺交给他们。这挺机枪后来就放置在了中央商场的屋顶上，起到了威慑的作用。尤于天笑着说，其实机枪没有子弹，只是吓吓他们的。

　　巡逻一直到25日上午10点左右才结束，这时大部队的解放军已经来了，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各自回家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