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城南的张三和城北的李四见面，按照南京传统问候方式，李四就问张三了：“你阿吃过了？”张三面露微笑很客气地回答道：“我‘偏’过了。”李四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偏过了是啥意思呢？”
张三说的“偏”字，在老南京话里不仅有吃的意思，还有先一步吃的含义。可是城北的李四为啥就听不懂呢？原来，同是南京城，这城南和城北的方言还不太一样，而且，不仅说话不同，就连生活习惯也不大一样。这种城南城北“两重天”的有趣现象，不少南京人早就发现了，而且津津乐道，可是想要说清其中的门道，还真不是件容易事。
刘奎龙在表演“南京白话”
“到猫”和“扎烧鸡”到底指什么？
今年68岁的刘奎龙是地道的南京人，从小生活在城南的水西门一带，耳濡目染，讲得一口正宗的“南京白话”。退休后，每逢周末他就去甘家大院表演，常常是他话一出口台下就笑声一片。
说起老城南话，刘奎龙张口就来，“筷儿、碟儿、碗儿、杯儿。”他说，“儿化音”重是老城南话的一大特点，城北人的儿化音相对就要弱些。另外老南京人说话有个特点，说话时嘴巴是撅着的，形成O形，发“O”的音。“比如，正宗老城南人读大妈，发音接近‘到猫’。嘴巴都成O形。”刘奎龙说，在夫子庙一带、中华门门东门西以及水西门一带的老街老巷子里，至今仍在沿用这些说法。
“城南话还有不少特有的词汇，城北人也不晓得其中的意思。”刘奎龙说，比如“扎烧鸡”（音同）讲出来，谁会想到是“淘米箩”的意思呢？又有现在城北人口中的“聊天”，到了老城南口中就叫“刮白”。城北人正常说“你到哪块儿去？”老城南话则说“你到那个落地（音同）去(读ki音)？”城北人说“逮到一只鸡。”在老城南人的嘴巴里就叫“捞到一只鸡。”
“下关人讲话又有点不同了。”刘奎龙说，城南人和下关人在一块对话，一听就知他是下关口音。例如城南人讲“下关”，“下”念成“xuao”；城北人读“下”第四声，关读轻声；而下关人读“下关”，下是第二声，关是第四声。有个老早以前的儿歌就这么说道：“下关公安戴钢盔,一拖就拖一卡车,排队到江边去尿(sui)尿,一尿就尿一钢盔”。仅这首童谣里，读音就有很多不同，刘奎龙说，钢盔的“钢”城南人读降调，下关人读第二声。“车”的发音老城南话应该读cuo(音同错)，现在的南京人多读“che”，发第四声，而下关则发“chei”音。这区别有点大了。
掌握这些技巧，你也能说老南京话
在听完刘老所说的纯正老城南话后，带着好奇，记者向南京大学语言学博士张薇求证了此事。
张薇认为，如果按城区来分，城南的秦淮、白下、建邺三区的方言变化较慢，一向被视为老南京话的代表；而城北鼓楼、玄武二区受普通话影响较大，又受外地方言的影响，体现新南京话的特点；而下关区是在城门外的地区，以往苏北、安徽移民多，一般不视为南京话的代表。
那么究竟老城南话（老南京话）有何特点，它和城北话又有什么区别呢？张薇说正如刘老所说，老城南话儿化现象较丰富，儿化使读音带上卷舌动作。
其次老城南话有an和ang不分，具体来说关和光不分，钢和干不分。“我从小住在老城南，小学是在鼓楼一带上的，上课时老师让我读课文，印象很深刻，‘一根钢铁巨柱’的‘钢’我读成‘gan’(同干音)，结果全班哄堂大笑。”
此外，老城南读音不分的还有“i”和“ü”，“e”和“o”。所闹的笑话也就更多了。“吃鱼”读成“吃姨”，“下雨”读成“下以”等等。快乐的“乐”字在老城南人的口中也变了味，变成了“快落”（音同）。“jxq””和“zcs””不分，例如“姐姐”读起来就变成“ziezie”。
“现在多数南京人，连部分城南人都不这么读了。”不过张薇说，有些普通话里区别明显的发音，不少南京人还是分不清。例如“yin”和“ying”不分，“l”和“n”不分的还是大有人在。
“上面说的，是老城南话的主要几个特点，再有就是老城南话的词汇特点，也颇有意思。”张薇一一举例：像是“包芦”指玉米，“搓簸”指簸箕，“歹怪”指凑巧。形容钱很多，南京人会说钱赚得“猫涝老”的。此外，老城南话还特别爱用后补成分来加深程度和语气。比如：“哈哈，你对我真好，好得一塌带一抹。”加在后面的“一塌带一抹”就是用来加深程度的。
张薇说，这样的例子在老城南话里不胜枚举。在《红楼梦》里，曹雪芹也写到过很多南京方言。典型的是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中，贾母骂贾琏的一段话：贾母啐道：“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活脱脱的一个南京老太太骂晚辈的腔调。
南京话为啥“变了味”？
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老南京话“变了味”？带着疑惑，记者走访了不少“老南京”，希望从他们口中捕捉到蛛丝马迹。
“城南城北人说话不一样，那可跟他们不同的营生有很大关系。”刘奎龙给记者举起了例子。从民国开始，城北就是“文化人呆的地方”，当中不乏做官、教书者，说话已经很接近当时的“官话”普通话。而城南则是买卖人的聚集地，有卖小吃的、变戏法的、做手艺的以及拉黄包车的等等。他们说的地道方言，跟普通话就大不相同。
而家住老城南的居民秦冯志则把原因归结到了“交通”上。“城北有车站又有码头，交通发达，南来北往的人多。”在与大量外地人的交流接触中，南京话的发音、用词自然受到了影响。这样一比，城南显得闭塞许多，“外地人来得不多，祖上传下来的老话也就保留了原貌。”
听完了老城南们的观点，记者再来到城北，听听这里老人们的意见。在家住下关的吴菊仙老人眼中，老南京话之所以“变味”，还得追溯到清末淮河发大水的时候。“那时候在光绪和宣统的时候，淮河先后发了两场大水，许多淮安地方的人逃难到了南京。现在下关这一带，不少人祖上就是这么过来的。”
而从小在宁海路长大的蔡国荣老人则认为，南京遭遇历次屠城，原住民锐减，这才是老方言“变味”的关键原因。
这几种流传在民间的说法，到底哪种比较靠谱？记者就此采访了南京师范大学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位学者。
内桥把南京城分成一老一新两半
“其实上述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不管是历次战乱、清末水患还是交通差异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大半个世纪以来，南京人口发生了剧烈变动，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迁徙到了南京。”由于城南人口已趋于饱和，这些“新移民”就在当时颇为荒凉的城北一带定居下来。这里面既有逃难的百姓，也有北下的生意人。比如说下关那一带紧靠淮河，在那里安家的大多是顺流搬来的安徽、苏北地区的渔民和商人。他们的后裔，说起南京话来，就带着淮安味儿。上文我们提到“下关公安戴钢盔”的童谣，就正体现着淮安话的方言特点。
对于这位学者的说法，民俗专家王涌坚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南京地区受新移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鼓楼。南京在民国时期是首都，鼓楼也就由原先的荒地被开发成‘新城区’。”这包括了三个部分：现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一带的“教育区”，宁海路一带的“使馆区”以及白下区一带的“文化区”。在“新城区”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人，其中不乏官员、家属、使节或知识分子。大家基本上来自外地，交流起来自然以“官话”普通话为准。
于是，以当时的内桥为分界线，城市的南北两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景：北面高楼林立，人们或穿西服，或着中山装，拎着“洋派”的公文包讨论着国家大事；南面则是一派热闹的市井场面。大街上布满了形形色色的小店小摊儿，人们大多穿着对襟大褂，怡然自得地闲逛着。叫卖声、砍价声此起彼伏。
由于真正的老南京人主要集中在城南一带，因此这一带不仅保留了地道的南京方言，相对于城北（包括下关）来说，也保留了地道的南京民俗。
在下关居民眼里，老城南过日子很讲究
说起老南京的习俗，家住下关安怀村的华敏贞老太太深有体会：“老城南，过日子可讲究了！”何出此言？原来，华奶奶老家是安徽的。50年前，还是小姑娘的她随亲戚在下关落脚。初来乍到，南京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新鲜有趣儿。安顿下来没多久，就碰到了第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日子，“那天一大早去买菜，我发现周围邻居，几乎人人在买老母鸡，人手一大块豆腐。”为啥家家户户都要吃豆腐？隔壁住的王大婶随口抛出一句谚语：“若要富，冬至吃块热豆腐。”原来按照从老城南传出来的老规矩，家家户户在冬至这天都会吃热豆腐，寓意大富大贵。这些对于当时的华奶奶来说，非常新奇：“在我们老家，冬至这天没啥讲究，都是随便就过去了。”之后的日子里，华奶奶还发现南京还有很多老民俗，是他们家乡所没有的，“比如就说三月三要吃荠菜花炒鸡蛋，据说是吃了不头晕能明目。”
在华奶奶家周围的街坊，不少是半个世纪前从苏北、皖北等地搬到南京来的。大家在入乡随俗的同时，也保留下不少老家的生活习惯。跟正宗的老城南相比，光是“吃”这一点，就不尽相同。“比如说老城南吃东西比较讲究，早饭爱吃小笼包、干丝；平常爱吃甜食、什么酒酿元宵、糖芋苗。尤其是南京人爱吃野菜。我们这边人就不在意这些，面食是我们更爱吃的。”
讲究到啥程度？门头上挂葱也有说道
记者找到一位正宗“老城南”——在宝塔山一带住了60多年的窦昌熹老人。刚踏进窦老家，记者就发现一件“怪事”：一把粗壮油绿的大葱，被红纸层层包住，稳当当地悬挂在大门内侧。葱挂大门口，是要干啥用？窦老一听，不由得笑了：“到我家来的客人，没有不问的。”他赶紧给记者解释说，大门内挂葱，一是取“一清二白”之意；如果家里有小孩，则还有祈祷孩子“聪聪明明”的意思。而这葱，也不是随便一挂拉倒，必须用正红色的纸，包裹好了再挂。
“到现在，我们老城南的一些习俗，不光是城北人，就连年轻的城南人都不知道呢。”窦老不无遗憾地表示，有不少风俗濒临消失。“就吃年夜饭来说吧。老城南会在大年夜烧两条鱼，一条当晚吃，另一条留到小年夜，也就是元宵节那天吃。寓意‘年年有余’。”万一有人不记得误吃了，一家人都会不高兴。
窦老还兴致勃勃给记者举了“哭嫁”的例子。“所谓‘哭嫁’，要哭得越厉害越好。”过去老城南结婚，不单是新娘子，连同母亲、姊妹和嫂子，都要大哭一场。俗话说，女儿出嫁时没有“哭嫁”，将来会生哑巴孩子。而妈妈“哭嫁”时念叨得越多，将来女儿生的孩子就越伶俐。
有意思的是，窦老告诉我们，因为祖上流传下的讲究和风俗太多，不少老城南人家，特别是有小孩的家庭，常会发生遗漏、犯忌的情况。后来有人想出对策：索性在家里挂上红联，上书“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联，就此不再担心犯忌。
而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新一代的城南人对祖辈的老传统也不“感冒”。刚过而立之年的市民顾先生，从小在城南长大。“城南人结婚时讲究‘哭嫁’，大年夜讲究鞋头朝里放，平常还爱吃‘八鲜’。而我接触的城北人，基本上都没这习惯。”而当记者进一步追问，诸如“哭嫁”、“五黄”等到底有哪些讲究时，顾先生却耸耸肩：“其实我只是听老人家提到过，知道有这回事。可具体指什么，我还真不清楚。”
演变正在悄悄进行
和顾先生一样，他周围的年轻人也离老习俗越来越远了，在他们眼里，老习俗和老语言成了落后的代名词，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走出城南开始在别处买房置业，而且，为了便于和外来的“移民”交流，他们基本上都讲一口“南普”。
张薇告诉记者，这种现象和语言学家的调查完全吻合。赵元任先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南京方言进行调查；鲍明炜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再次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南京话正在迅速向普通话靠拢。
不过张薇同时也提出，虽然这多数新一代的南京人说的是南普话，但是不管如何演变，南京话在音调上始终保留着鲜明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比普通话多了入声，即很多字发音短促。从音调的不同，依然可以迅速辨别出南京话。”
另外，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城南城北语音的差异和生活习俗的差异已经不再明显，反倒是年龄之间的差别凸显出来。在专家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南京方言词典》这本书。书中的《引论》中这样介绍道：按照年龄区分，南京话能分四派。“最老派”是城南80岁以上老者的方言，现在使用人数很少，被公认为南京话的代表，城北除了自城南迁来的，基本没有最老派。“老派”指的是55岁到80岁之间的城南方言，这一派被认为是不标准或已走样的老南京话，内部差别较大，同一个人的发音用词也不稳定，时旧时新。城北只有部分老年人使用老派方言。“新派”主要是25岁到55岁之间的城南人方言，内部差别也很大，城北多数中老年人接近这一派。“最新派”是25岁以下的城南人方言，内部差别不大。城北中年以下及外来居民改说南京话也接近这一派，中小学生基本通行这种口音。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沈晓伟 赵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