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风云际会，鱼龙混杂。中共“情报四杰”中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长袖善舞，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把上海滩搅得天翻地覆，留下了无数传奇。

　　四杰中的另一杰鲍君甫，传奇色彩不亚于上述三人，而其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贡献，比之那三杰，不遑多让。然而，繁华褪尽，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个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人物，从公众的视野中早已消失了踪影，各种教科书、研究著作，很少提及。只有在历史的探照灯偶尔扫到尘封的档案时，才会照见他的名字。熟悉掌故的人，知道他也叫“杨登瀛”，是一个在“中统”的心脏中潜伏多年，为党立下不世奇功、却又不知所终的人。

　　鲍君甫到哪里去了呢？

　　鲍君甫与妻子合葬之墓

　　曾任江苏督军的齐燮元1924年题写的“广东山庄”

　　中统干将竟是中共特工

　　鲍君甫，广东珠海前山人，1893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熟悉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回国后，在上海发展，与上海的帮会、租界巡捕房乃至日本人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其间，鲍君甫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参与“五卅运动”。随后，鲍君甫改名杨登瀛，并以此名在国民党中闻名。这当中，他结识了同乡、青帮分子杨剑虹，引为莫逆。通过杨剑虹，他又认识了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特别是张道藩，得到鲍君甫的“特殊帮助”，从此成为其在国民党内的“庇护者”。

　　“四一二清党”后，国民党决定“以组织对组织”，陈立夫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之前身。被视为难得人才的鲍君甫被任命为“上海特派员”，成为国民党特工系统的高级干部。“中统”高层几经更迭，后由陈立夫的亲戚徐恩曾长期负责。

　　在这前后，鲍君甫与中共地下党员陈养山结为至交，通过陈的介绍，当时在上海领导中共地下工作的周恩来派陈赓与鲍君甫接头。通过交谈和相处，鲍君甫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宏伟抱负和救国救民的理想，决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成为中共“特科”二科的一员，仍称本名鲍君甫。无独有偶，稍后，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通过报考无线电训练班进入“中统”，逐步赢得徐恩曾的信任，成为其机要秘书。于是，国民党的特工系统“中统”从一开张，就被它企图消灭的中共所渗透。

　　当时的中共，经费特别困难，但为了鲍君甫便于开展工作，特地拨经费为他购置了私人轿车，派曾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在苏联培训过的地下党员连德生担任其护卫，并派女地下党员张红惠（张式沅）化名“安娥”（后成为田汉夫人）任其秘书。

　　在周恩来、陈赓等人的精心安排下，我党经常送给鲍君甫一些经过挑选的“情报”，中共的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和传单也经常被鲍君甫“查搜”到，由于“成绩突出”，鲍君甫在“中统”内部益受重视，经费可以自由支取，还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及其他情、特机关建立了密切联系。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是各方势力激烈较量的地方，巡捕房负责人兰普逊借重鲍君甫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对鲍君甫十分信任，曾扬言，国民党方面，他只认鲍君甫说话，鲍君甫由此对公共租界方面查获的中共情报了如指掌。那时，日本人以虹口为据点，大肆扩张其在上海的势力，对英美利益形成了威胁，兰普逊知道鲍君甫是日本通，很多事请其出面折冲。鲍君甫还与法租界巡捕房建立了关系，进一步伸展了自己的情报触角，成为上海滩上出了名的“摆得平”的能人。

　　卧底上海滩屡建奇功

　　由于鲍君甫的帮助，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暗礁。因为篇幅的关系，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仅大焉者胪陈如下：

　　1928年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接获叛徒戴冰石密告：有中共地下机关在某处活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鲍君甫前去，将其中七人抓获。鲍强忍痛苦，随后通知“特科”，使党及时铲除一祸害。又有一次，叛徒顾某正洽谈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情报为鲍君甫介绍、埋伏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党宋再生得知，顾某立即被清除。

　　1929年初，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鲍君甫得知后，用两根金条稳住叛徒，随后通知中央，将其惩办。当年8月，叛徒白鑫出卖同志，彭湃等著名共产党员被捕。鲍君甫查知后，仔细地探悉了白鑫的行踪，得知他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乃借送行之名确认其出行时间，使“特科”在白鑫意图逃往意大利之前将其击毙。鲍君甫还曾希图安排“特科”劫狱解救彭湃，可惜功败垂成。这年11月，任弼时被捕，受尽折磨，鲍君甫向巡捕房说称，任弼时是其手下，属于误捕，后来说项将其释放。

　　1930年，中共叛徒黄弟洪从苏联回国，本来安排他去江西苏区，他竟致函蒋介石，意图“归顺”，并企图出卖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鲍君甫及时通知中央，黄弟洪被清除。这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鲍君甫前往会晤，鲍随即报告陈赓，陈赓派地下党员刘鼎以杨登瀛所请专家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后，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绝密文件。因巡捕不识中文，鲍君甫乘机请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将其中秘密文件替换送出。几个月后，鲍君甫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关向应出狱后进入湘鄂西根据地。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因工作岗位关系，他熟知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最高机密，当然也知道包括鲍君甫在内几乎所有埋伏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从武汉发来后，首先由钱壮飞译出，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得以从容脱身。鲍君甫随即被捕，狱中，同时被捕的陈赓对他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不会忘记你。

　　在张道藩的斡旋下，1932年，鲍君甫被释放。1934年，国民党令鲍君甫担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但鲍君甫再也不复当年的八面风雨。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经生活非常困顿，靠摆烟摊维持生活。

　　奇人鲍君甫的最后时光

　　与安娥有渊源关系的“维一”先生2003年透露，鲍君甫一家上世纪50年代后，与安娥有一些通信，通过这些信件，我们可以粗略地描绘出鲍君甫的际遇。

　　1951年，应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鞠华的要求，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将军为鲍君甫出过一个证明：“据我所知，鲍确系一九二七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一九三一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陈赓当时确实无法得知鲍君甫的实情，但一直牵挂着他。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去北京，鲍在北京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

　　北京之行后，鲍君甫与安娥有了通信，其中，4月22日的信中写道：“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疚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无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为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此信中“赓兄”的称呼，足见旧友北京会面时的欢愉。

　　由于陈赓等人的关照，鲍君甫有了一定的收入，但生活的窘迫仍然显而易见，1956年12月，鲍君甫曾向安娥求助冬衣。然而，安娥突发脑溢血，其子田大畏先行给鲍家寄去3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后，安娥陆续给鲍家寄送生活用品，并特别给鲍君甫的小女寄去自行车一辆，深情厚谊，于此可见。鲍家与安娥直到1963年上半年还在时断时续地通信，相信这对鲍君甫是莫大的安慰。但1963年12月，安娥的丈夫田汉先生受到严厉批判，此后两家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中，有人想通过鲍君甫整陈赓等人的“黑材料”，鲍君甫不予“配合”。1969年，鲍君甫去世。

　　鲍君甫妻谭秀珍，育有2子、4女，长子早夭，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美云，三女雪波，小女小萍。

　　2009年的春天，文史爱好者徐立先生发现南京城北的“广东山庄”蕴藏着不同凡响的遗存。说是“山庄”，却是一座起源于清朝道光年间的公墓。徐立先生听说笔者粗涉民国史，他邀请我来求证。就在一个水泥制作的墓碑前，笔者屏住了呼吸，“鲍君甫”三个大字映入眼帘。

　　原来，一代名谍就长眠在我们身边。

　　霎时间，春风吹来，絮飞如雪，一幕幕历史场景如同电影在眼前浮现。我的视线模糊了……

　　本版主笔 本报特约通讯员 桑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