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

　　抗战时期，他既是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又是汪伪军委会少将，身份特殊的他，成功地获取了大量日伪军事政治情报。抗战胜利后，他又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以地下党的身份卧底军统。或许你以为这是在说《潜伏》的情节。错！其实，这是牺牲在雨花台的革命烈士周镐的传奇经历。

　　《潜伏》落幕，然而关于潜伏的话题，谈兴正浓。目前大家最热衷的，莫过于寻找剧中人的原型。余则成究竟是谁？众说纷纭中，有一个说法得到众多网友认同：曾经担任军统南京站站长的周镐与余则成的经历极为相似。

　　只不过，剧中的余则成接到新的任务去了台湾，继续潜伏；而现实中的周镐，被人出卖而被捕。他牺牲时，离南京解放仅仅只有两个月。

　　日前，快报记者在上海见到了周镐的妻子吴雪亚。87岁的老人向记者讲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潜伏岁月”。

　　受到戴笠重用，为周佛海与重庆牵线

　　国民党军统局，这个特务机构充满了神秘与残酷色彩。

　　周镐怎么会走进这个特殊的地方？周镐的夫人吴雪亚告诉记者，追溯起来，也算是被迫无奈的权宜之计。

　　1928年，19岁的周镐考入桂系第四集团军在武汉创办的随营军校步兵科，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校被蒋介石分子掌握以后，加强对学员的蒋化教育和控制，周镐颇为不满，在政治测验中也流露出反蒋情绪，而且拒不认错。因为“思想不纯”被学校除名。于是，他来到上海加入第十九路军。1933年11月，李济深等以第十九路军为骨干，领导发动“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第十九路军被撤销。周镐取道上海打算返回家乡。

　　然而，途中他突然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到汉口下船时，即以“共党嫌疑”为名遭到宪兵警察的拘捕。意外的是，负责审讯他的人竟然是他的旧交，对方竭力劝他，既然是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军统？这样，过去的一切可以不究。周镐想到当时的处境，被迫同意试试。1935年，周镐正式加入军统，任武汉站站员。不久，他得到军统核心成员之一的周伟龙赏识，扶摇直上。1940年，他出任军统广东省督察，1941年调回重庆军统局任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这时，周镐已是军统里比较受戴笠重用的人了。

　　戴笠很想在汪伪政权中物色一名重要人物，作为争取对象。没想到，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汪伪政权的首脑之一周佛海，一直暗中想和重庆搭上线。1940年，周佛海手下的特工曾破获一架军统地下电台，在周佛海的控制下，仍然沿用原来的呼号密码，继续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络”，军统发现破绽之后打算立即停止电台工作。周佛海哪能轻易放弃这个与重庆接上关系的机会。亲拟电文，请戴笠转呈蒋介石，措辞十分亲切诚恳。在军统的默认之下，周佛海将电台搬回自己的官邸西流湾8号。电台仍由原来军统人员掌握，由他供给情报和工作人员的吃穿费用。

　　为了进一步与周佛海加强联络，1943年初，戴笠派周镐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从四川经湖南，再由军统局京沪区区长程克祥陪同，辗转到了安徽南陵。然后，周佛海内弟杨惺华委派汪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将周镐等人秘密接来南京。然而，人来了，却始终见不着周佛海的面。

　　这家伙太狡猾了！一晃半年过去了，仍然按兵不动。周镐的心态也很好，在南京足足闲居了半年，还借机认识并结交了一些朋友，包括后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时任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军官的徐楚光。

　　直到有一天，周佛海家里的电台引起日本人怀疑，他一手炮制自己家房子“失火”的假象，销毁电台。这才蒙混过关。没有了可以与重庆联络的工具，大概也觉得“观察”得差不多了，在1943年7月的一天，周佛海终于接见了周镐。

　　潜入汪伪政府，重建军统南京站

　　周镐与周佛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汪精卫的迎宾馆，这一次见面给周佛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认为周镐“人极稳练，且有见识”。周镐要求周佛海安排他一个有公开身份的职位。周佛海满口答应，还请来了李顺昌呢绒服装商店的裁剪师，当场给周镐定制了六套全毛高级中山装和大衣。

　　很快，周佛海将周镐安插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周镐立刻走马上任，同时开始着手秘密组建军统南京站。1937年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曾建立过南京站，规模不大，南京沦陷之后，这个组织竟然叛变投敌了。周镐重新建立的南京站，按当时南京的区域划分设立了八个组，活动各有侧重。1943年底，南京站组建完成并开始活动，周镐任站长。

　　很快，戴笠提拔周镐为军统少将，他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搜集汪伪首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二是利用自己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少将身份，与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孙良诚、张岚峰等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替军统争取他们。

　　虽然掌握着军统大量的活动经费和金条，周镐却从来没有私自挪用过。由于工作上几乎没出过什么差错，因而深得戴笠的欣赏。

　　接管日伪政权仅三天即被软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既然日本已宣布投降，周镐领导的国民党地下组织，自然也无须再潜伏。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周镐接管日伪政权。8月16日，日军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周镐就公开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部设在新街口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

　　首先接管的是汪伪《中央日报》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报》这两家在南京实力最强的大报。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之后，又命令中山东路上的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听命南京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不得擅自妄动。指挥部还开始逮捕汉奸，一共47名，统统关在中储行大楼的地下室里。

　　两份报纸焕然一新，8月17日，它们已更名为《建国日报》和《复兴日报》，报道了军委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的消息，以及周镐亲自起草的南京指挥部第一号布告。汪伪政府还有个喉舌叫“中央广播台”，地点在今天的中山东路西祠堂巷，中午12时，周镐来到这里，向市民宣告抗战胜利的消息，同时宣布南京日伪政权已由南京指挥部接管。

　　一切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挺顺利，然而，暗流在涌动着。

　　汪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的卫士团，在颐和路34号“主席官邸”四周构筑临时工事，和指挥部行动处的武装人员发生冲突，爆发局部巷战；18日上午，汪伪中央军校300多全副武装的军官学员，齐集新街口广场，抗议指挥部抓校长鲍文沛，还架起机关枪对准了指挥部，气氛十分紧张。

　　周镐认为，日本人都已经投降了，这些依附日本人的人，还能闹出什么事来？

　　然而，当天下午，冈村宁次派参谋来到指挥部，请周镐到日本军司令部商谈接管的解决办法。周镐一到日本军司令部就被软禁起来。与此同时，日本人将周镐他们抓来的汉奸全部释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指挥部里的人员拒绝了这一命令，但还是被迫迁出中储行大楼。

　　三天！这个雷厉风行的南京指挥部，只存在了三天，就烟消云散了。

　　加入共产党，少将再度潜伏

　　抗日战争胜利了，为国民党从事地下工作多年的大功臣，反而身陷囹圄。

　　更令周镐想不到的是，一向对周镐很器重的戴笠，派人与日本军司令部交涉将他带回，随后，却又将他转至上海，继续关押审查。理由是贪污！周镐试图托些关系帮自己讲话，洗刷掉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却屡屡碰壁。这令周镐更加心灰意冷，他渐渐明白，自己触动了一群人的利益，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己对于周佛海与重庆往来等秘密之事，了解得太多。

　　关押数月之后，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经军统中好友帮忙说情，军统局副局长唐纵终于同意将周镐放出来。

　　这时，已经去了解放区的共产党员徐楚光，潜回南京，负责南京、上海一带的情报策反工作。在家中赋闲的周镐引起他的注意。徐楚光和周镐是湖北同乡，也是同学，以前关系就不错。周镐知道他的身份，还曾利用自己任职的汪伪军委会军事处第六科掌握军事物资运输的汽车和火车车皮，给新四军运送过盐和物资。徐楚光多次拜访周镐，希望他再度从事谍报工作，不过这一次是为解放军搜集军事情报，并且利用以前的人脉，对熟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进行策反。

　　周镐接受了任务，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余妻当有同感，乃商议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约相晤，恰到好处而成功。”经徐楚光介绍，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负责人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署，委任周镐为京沪徐杭特派员，并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

　　被出卖，谍战英雄牺牲雨花台

　　1946年8月，军统局的正式名称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周镐被任命为少将直属组组长。由于叛徒告密，周镐先后两次被捕，吃尽了皮肉之苦。但没有十足证据，周镐在保密局的人缘也甚好，两次都被释放。

　　但敌人已有所察觉，1948年4月，周镐与妻子来到苏北解放区。这一年的9月，淮海战役开战前，时任华东局“六工委”负责人的周镐，奉命策反国民党孙良诚及刘汝明部起义。

　　孙良诚的工作，似乎比较容易就做通了。他率军部和一个师投诚后，为了表示对共产党的诚意，主动告诉周镐，自己与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的历史关系，提出愿意写信并派副官前往刘部劝其起义。

　　华东局接到汇报后回复，允许他(孙良诚)派人去试一试。周镐率“六工委”人马加上孙良诚和王清瀚，于11月20日从苏北睢宁出发，日夜兼程，于26日赶到安徽境内。

　　孙良诚的思想却摇摆了。他耍了个诈。

　　周镐指令祝元福、尹燕俊两人出发前往蚌埠，将孙良诚写给刘汝明的策反信送去。尹燕俊原是孙良诚的亲信副官，随着孙良诚投诚后，周镐吸收他参加了“六工委”的工作，利用他原先是国民党军官的条件，在敌我之间传送信件。出发前一天，孙良诚偷偷将尹叫过来，对他说：“你跟我多年，我待你不薄。明天你去给刘司令官送信，请他把我弄出解放区。我信上说的是敷衍话，叫他起义是假的，救我出险才是真情。请他念我们拜把兄弟的交情，派人来此接头，把我弄出去。”说毕，还塞给尹燕俊一笔钱。

　　22日下午，尹燕俊从蚌埠返回，带来刘汝明的回信，说关于起义事宜，愿作考虑，“请贵方派出代表，来我处谈判”。周镐大喜过望，决定立即向上级报告。可是自己没有电台，周围找不到领导机关，为了迅速上报，当晚他冒着风雪赶了二十多公里到达任桥，通过支前办事处将刘汝明部的最新动向报告了曹荻秋。

　　等待他的却是一个陷阱。

　　刘汝明和孙良诚见了面，商量的不是起义投诚，却是如何对付周镐。

　　1949年1月5日，当周镐与孙良诚等一行人进入刘汝明部后，立即被特务武装扣押。第二天，即被押送南京，关在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里。对周镐参加共产党去了解放区的事，蒋介石一直很恼火。保密局将案子一上报，蒋介石亲笔批示：立即处决。

　　1949年农历己丑年春节后的一天，南京城里的国民党已是人心惶惶，准备撤离逃跑。保密局司法处处长李希成率刽子手直奔宁海路19号看守所，将周镐从牢房里押解到刑场，秘密杀害。周镐牺牲两个月后，南京迎来解放。

　　给妻子一个盛大婚礼

　　他挨了戴笠的批

　　每年清明节在雨花台烈士陵园，记者都会遇见周镐烈士的妻子吴雪亚。今年已87岁的老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每年的这一天，必定赶来南京看看丈夫，风雨无阻。

　　昨天傍晚时分，记者走进吴老在上海的家，看着60多年前漂亮的婚纱照，细细听她述说他们的爱情、他们成天“提着脑袋”过日子的那段潜伏岁月。

　　那一场浪漫的婚礼

　　上海巨鹿路，一幢民国时期的二层花园洋房。从外观上看，小楼极有韵味。据说常常吸引外国人。走进去，里面的格局早就变了，老旧拥挤，楼上楼下住了八户人家。以前这幢楼的客厅，用薄墙隔了一部分出来，就是吴老的家。

　　高高的拱形窗、光滑结实的柚木地板，依稀还能看到当年的神采，水渍斑驳的墙上挂着“革命烈士证明书”，特意镶了镜框。一左一右，是两张照片。一张是周镐烈士的单人照，右下角落款“王开照相”，这是上海最有名的一家老字号照相馆，照片原先是黑白的，吴雪亚特意拿到“王开”，请师傅做成了彩色，照片上的人一下子显得神采奕奕。另一张照片，是合影，一对年轻男女骑着老式的摩托车，停在湖边微笑。

　　“那是在玄武湖边拍的呢。”吴老说。还有一张，她一直珍藏在心中，不愿也没舍得挂出来的照片。她小心翼翼地翻出来给记者看：竟然是一张黑白的婚纱照。

　　相片上，新娘穿着长长的拖尾白纱嫣然微笑，眉目灵动；新郎沉着稳重。“旁边的伴娘、伴郎都是我的大学同学，还有两个漂亮的小花童。”回忆起64年前那场婚礼，吴老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神情，“那个场面很大的、很漂亮。我们是在夫子庙最好的酒楼办的喜酒，还请来了乐队现场演奏。”

　　行事低调的周镐并不想搞这么大的场面，他说，请两三桌亲朋好友吃个饭就行了吧。吴雪亚不这么想。那时候，她刚从南方大学法律系毕业，觉得结婚是女孩子一辈子的大事，必须得有个公开仪式才行，另一方面，也是女孩子的微妙心理：希望通过盛大婚礼的举办，觉得自己被爱人重视、宠爱。年长七八岁的周镐，确实很宠着她，于是同意了。

　　这件事，给周镐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军统局有个规定，不能随便和外面的人结婚，周镐突然和一名女大学生结了婚，婚礼还办得这么隆重。戴笠知道后，大发雷霆，他甚至怀疑，这个女生会不会是共产党？和周镐结婚也许是有目的。

　　日军投降后，周镐反遭软禁，与这件事也有关系。夫妻俩都遭到了审查。然而查来查去，也实在查不出什么，只好作罢。

　　夫妻双双加入共产党

　　采访的时候，电视开着。刚好《潜伏》里余则成的扮演者孙红雷出场。“别说，脸的轮廓、神态，跟我爸爸还真有点像啊。就是他的眼睛小了点。”

　　小女儿看看电视，又抬头看看墙上的照片。她对父亲的印象，全部来自于照片以及母亲的描述。父亲被捕时，她才三个月，那时候，哥哥两岁，姐姐一岁。

　　有人觉得周镐像是余则成的原型。吴雪亚却并不像左蓝，也不像翠平，但身上又不时闪出一些她们的影子。读书时，她就是个思想进步、很有个性的女学生。嫁给周镐时，确实不是共产党，不过，没多久，她就和丈夫一起，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为周镐的身份太特殊，党内也没几个人知道。“我们入党没填表格，什么程序都没有，就口头上通知‘已经批准你们入党了’。”吴雪亚说，怕写下来的东西会被敌人发现，暴露了身份，直到后来去了解放区，才将这些手续都补上。

　　她的最主要工作，是掩护丈夫。每当周镐与人密谈事情时，吴雪亚就在外面负责望风。军统里的人，全都是职业特务，“嗅觉”非常灵敏，稍不留神，也许就露馅了。

　　一次，周镐去上海和徐楚光开会，回南京的时候，给军统的人盯上了。机警的他晓得不好，可能要东窗事发。回到家赶紧告诉妻子，吴雪亚化了个妆，换上漂亮衣服，像是要出去逛街的模样，出了门。幸亏特务只盯着周镐，对她没太在意，竟然没有跟梢的。于是，吴雪亚坐火车赶到上海，参加会议的地下党才得以及时撤离，躲了起来。

　　很多时间，连吴雪亚也不清楚丈夫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她也不多问，“他的秘密很多，有很多事情，组织上规定，对我也不能讲，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

　　最快乐的日子是在解放区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本周镐烈士的日记，时间是1948年9月23日至1949年1月4日。

　　这是他和妻子来到解放区生活的那段日子。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就能看出，当时他的心情愉快舒畅。人民政权的蓬勃活力，使他振奋，人民军队不断胜利的消息鼓舞着他。辽沈战役打响后，解放军占领锦州和长春的消息传来，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就写道：“如此秋风扫落叶之势，蒋介石的末日快要到来了。”

　　“在解放区的那段日子，是我们最快乐的。”吴雪亚说，虽然条件不太好，但一家生活得很开心，周镐是个极心细的人，日记里不但记了革命工作，也记录了很多家庭琐事，比如儿子最近健康状况怎么样，妻子的情绪怎么样，他全都留意到。

　　最后一篇日记，定格在1949年1月4日。为了策反活动，第二天，他离开妻儿，结果就再没有回来过。“他被押回南京，关在宁海路。那房子外表看起来就是幢普通的小洋房，其实是保密局的秘密监狱。”吴雪亚也跟着回到南京，想方设法托人送衣服送吃的进去。保密局里还有不少熟人，周镐的人缘好，这点忙，还是有人愿意帮的，但进去探望是绝无可能了。周镐关在楼上，据说透过窗户能看到外面。吴雪亚来了，就站在路边估计丈夫能看到的地方，一站就是很久很久。

　　丈夫究竟是什么时候在哪儿被杀害的，吴雪亚至今也不知道。处决很秘密，尸首也没见着。开始，她还抱着期望：也许丈夫是被关到别处去了，后来才知道，确实是被杀害了。

　　周镐牺牲后，吴雪亚一直将他的日记珍藏在身边。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只知道周镐是国民党少将军官。文革时期，吴雪亚还曾经被当作国民党军官的妻子隔离、审查，但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是为革命而献身的，日记就是最好的证明。

　　1976年，周镐被确定为革命烈士。1989年4月9日，吴雪亚由上海到雨花台凭吊时，将日记赠送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这些东西，他们保管比我自己留着更有价值。”这几年，陆陆续续，吴雪亚将丈夫大部分的遗物都捐了出来，留下来的，只是几张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