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在田则为肥。单纯依靠农家自身“产出”，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施肥需要。于是，农民们走向市场进行购买，首要目标便是有着充足供给的城市。对于城市百姓来说，厕所有用而粪溺无用。《梦粱录》记载，宋代城中就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职业清洁工，称为“倾脚头”，负责收集百姓倾倒的粪溺。

　　这些倾脚头各有固定的服务对象，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货源”，因为他们一面干着清洁卫生美化市容的工作，一面转手将收来的粪溺倒卖出去，挣出许多银两。正因为牵涉着切身利益，所以倾脚头们各有客户，一般不得越界，越界就是赤裸裸地抢活，是从人家口袋里抢钱。

　　由于农家对粪肥的需求常常大于供给，导致粪溺身价扶摇直上。明末的《沈氏农书》提到，农家多去苏州、杭州买粪。为了节约开支，在采买中特别注意市场价格的波动，并总结出在农忙时节粪价便宜这一规律，趁此阶段多买储存，以备需求。

　　大概是出于运量大、成本低的考虑，城市粪溺运往乡村，多走水路。《梦粱录》称，倾脚头收集的粪溺由“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源源不断地将城市“排泄物”运往乡村。《清史稿》记载吴熊光与嘉庆帝谈天，说苏州城的河道里满是拥挤的运粪船，哪谈得上风景！一来可见粪肥之多，二来可以看出当时政府管理缺失。由于相当多的运粪船并非封闭式，装运时又贪多，行船中一旦稍有起伏摇摆，便会溢流泄漏，污染河水，而那水，是百姓每日淘米洗菜必用。况且，当时这种情景极为普遍，非苏州一地特有。即使是到了近代，情景依旧。

　　“臭气难闻的垃圾粪便完全用驳船运出上海，多数驳船是敞开的。”美国人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说，“在流经市区的各条水道上，这种驳船过去到处可见。”

　　城市公厕的兴起

　　《燕京杂记》记载，由于清代北京公厕收费，人们都随地大小便，街道上臭不可闻。到了清末，在社会改良的风潮中，北京颁布了一系列城市管理法规，其中颁布于光绪三十四年的《预防时疫清洁规则》规定，“厕所须每日扫除之，不可任其狼藉漫溢，扫除后以石灰渗入之”，同时规定，“装运粪溺，须用坚固之容器，并覆以密致之盖”，且粪车粪桶均不得在街市停留。近代天津也有“无论何项人等，均不准在中厕以外出恭，犯者重罚”的规定，有的市民在路边小便，被捉到即罚一洋元。但规定并没有多大作用，人们对厕所收费存在着普遍的抵触情绪，于是一边是收管理费，一边是随地便溺，城市环境卫生并未因公厕和“管理”得到任何改善，反而越来越差。

　　近代上海修建了真正由政府管理的公厕，而且数量和形式在此后的三四十余年间都有相当进步。只是那个时代，城市像日渐膨胀的气球，人口增加飞快。政府管理的公厕，在数量上不能满足百姓的需要。因此由私人经营的，以集粪为主要目的，兼有社会服务功能的公共厕所渐渐兴起。

　　据上海卫生档案记载，清末在租界区修建的公厕，即便是临时厕所，日均都能带来200元的收入，这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粪便即金钱”说法的最佳注脚。20世纪初，曾担任国民革命军连长的李镜龙，仅凭薪俸无法供养全家，“一时受经济之鞭策，心乱如麻”，辞职后租得公厕一所，竟迅速脱贫致富，后赖此为生达十余年。如此厚利，自然给私人经营厕所的蓬勃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只是私人经营最重成本，大多要等粪溺积存足够数量再行运走，以致厕所卫生相当糟糕，严重妨害了城市形象。地方政府的管理措施又只局限于突击性拆毁所谓“秽恶太甚”的公厕，十有八九没有后继措施。

　　（孙雅彬 来源:老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