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干部 白下区

　　198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从外地回京，一进办公室见到桌上一个白信封上“李何林同志治丧办公室”一行黑体字映入眼帘，我的心顿时紧缩起来，热泪止不住地潸潸流下。几十年的生活，喜、怒、哀、乐，多少往事过眼云烟，就像奔驰在公路上的轿车，转瞬就忘了车外的一切……

　　如今，李老师仙逝虽已20年了，但我仍怀念难禁。

　　我敬仰的前辈做了我的老师

　　上世纪40年代中期，我的家乡——安徽霍邱叶集镇没有中学。我初中是在离家百里的乡下省立第九临时中学读的。

　　1946年秋季开学后，校长在与学生的见面会上，春风满面地说：“这学期，我们学校请来了两位新老师，一位是李竹年老师，一位是王振华老师，他们是夫妇，都是大学者，名教授，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教书，很有名气，著作也很多。现在抗战胜利了，他们回家探亲，本来应当让他们好好休息才对。但是，为了你们的学业，靠我们是同乡亲友关系，我特意聘请他们来我校任教……”

　　当天晚自习以后，回到宿舍我对同乡同学方锡九说，我知道李竹年老师。

　　小时候，我在家里的藏书中读过鲁迅先生纪念家叔的文章《忆韦素园君》，还在鲁迅书信集中读过先生写给乡贤前辈台静农、李霁野和家叔素园、丛芜的许多信件，知道上世纪20年代，鲁迅在北京领导他们成立了进步文学团体《未名社》。有一年，丛芜叔在给我讲未名社的故事中讲到过李竹年老师。叔叔说，李老师从小就闹革命，1927年入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霍邱家乡，1928年在霍邱又和王青士、王冶秋兄弟等地下党员搞暴动。当地警备司令部要抓他们，他们都跑到北京，到未名社避难。未名社冒险收留了他们。李老师在未名社工作期间，编著过《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等书。我还告诉锡九，李老师原名不叫李竹年，叫李昨非，为了掩护他的党员身份，叔叔他们劝李老师把名字改成李竹年的。

　　宣传革命思想的他们被校方解雇

　　一天早晨，身着蓝色长衫，朴素、文静中略带威严的李老师来上课了。他走上讲台说：“同学们，今天初次见面，第一节课讲什么呢？你们提提要求吧。”

　　“讲讲时事，讲讲时事。”同学们一条声地喊。

　　此后，李老师上课，先讲一刻钟的时事，几乎成了同学们的第一要求和惯例。李老师的讲话，在同学们心田上播下了新鲜奇异的种子，萌发了探索议论的嫩芽，我和班上几个同乡好友方锡九、解祝三等，课余经常读鲁迅的杂文，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事。

　　有一天晚上，息灯号吹过了，我们在寝室外面的一角小聚。一会儿谈我们还不能完全读懂的鲁迅的《无花的蔷薇》；一会儿说，听说校长就是李老师讲的那个可恶的青年党的。我们正聊得起劲，校长忽然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厉声问：“息灯了怎么还不就寝？”方锡九随口答了一句“谈谈时事”。校长一听，火了：“嗬，还是一群忧国之士呢！不好好念书，不遵守校规，谁煽动的？”大伙一声没吭，散了。

　　第二天，墙报栏里贴出几张漫画和诗歌。漫画的题目就叫《煽动》，画了几个半人半兽的东西，正在喝人血，吃人肉；而一群骨瘦如柴的工农群众，举起了大扫把，旁边一行小字：“官逼民反——煽动的答案”。诗歌的内容也很引人。如一首《浪淘沙》的填词：“烽火又连天，百姓熬煎，岭南塞北不平安。迷路羔羊心惴惴，步履蹒跚；导师谆谆言，指点江山，星星之火可燎原。莫惧虎狼来挡道，一往无前。”这些漫画和诗歌轰动了整个校园，男女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上课铃声响了也没人进教室。

　　过了两天，在校长室外面，我们听到王老师和校长吵嘴。只听王老师说：“难道连学生办个班级墙报的民主权都不给吗？你为什么每月连教师的工薪都不发足？……”

　　也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大公报》副刊登出一篇介绍文艺批评家李何林的文章。同学们看着谈着，李老师的儿子李豫在旁边说，李何林就是他爸爸李竹年。这不但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和景仰李老师，而且想从李老师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

　　因为李老师在学校的影响日大，使身为青年党的校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无法容忍。终于，一学期还没结束，校方突然宣布，解聘李、王两位老师。

　　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到省里闹学潮

　　李老师的离开，同学们普遍表示不能接受，纷纷向校方提出挽留。但校长以高压的态势不准学生挽留。这时候，李、王两位老师在同学们心灵中点燃的民主之火，燃烧起来，像一团火球，在校园滚动。我因为与李老师有未名社这层关系，所以特别积极，便与比我年长的学兄乔多均商量怎么办。他说学校女生多，找能干的马庆玲、吴静先等，串联同学到校外开个会。次晨，部分同学避开校长，齐集到校外中山会堂开会。会议决定罢课，并组成了领导小组，一面与进步教师联系，争取支持；一面发动全校同学一起干。很快，同学们都起来响应后，我们公开宣布罢课，并推举乔多均执笔撰写罢课宣言。

　　我们很快成立了请愿代表团，团长乔多均，成员八女四男，我是其中一个。我们在一个深夜溜出学校，乘车赶往合肥。第二天，一到合肥，我们就在街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校长谢麟书的罪行。

　　我们到了省政府，教育厅先是一个科长接见我们，接受了请愿书。我们等两天没回话，又去教育厅问。这次是一个姓李的督学接见我们。他已有准备，狡猾地说：“你们在大街上散发传单，这是扰乱社会秩序，是犯法行为，应当把你们抓起来。不过，你们是年轻学生，可以原谅。学生嘛，应以学习为主，你们学校已经复课，你们还在这干什么？我明天就到你们学校亲自处理。”我们这群未曾涉世的毛孩子一听，心里打起了鼓，于是，我们也无心多呆，就转回了学校。这时候，在校学生确实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坚持罢课，要求校长滚蛋；一部分虽然同情罢课，但怕高压，表现了中立和沉默；还有一部分，是以学校“三青团”一个江姓负责人为首，搞了个称之为“复校团”的组织，高喊学生应当念书，欢迎校长归校，立即复课。

　　这样闹哄哄僵持了几天。忽然，一个深夜，同学们都已鼾睡，督学和校长用钱买通了当地几十个“枪兵”（警察），进校抓人。不一会，影影绰绰看到有个同学，被枪兵押着抓走了。恰在这时，负责女生事务的指导员，跑到女生宿舍大声恫吓：“同学们，你们宿舍已被包围，你们睡好不许动，我们只抓为首分子！”她的高喊，本想起到镇压效果，哪知却起了动员女生反抗的作用。她们以马庆玲为首，高喊：“枪兵来学校抓人了，大家快起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这一吼，像晴天霹雳，炸开了女生宿舍，几百名女生冲出围墙，势若潮水海啸般卷过来。霎时，把督学、校长和枪兵都搞蒙了。眼看着事态不好收拾，校长领着枪兵一溜烟跑了。

　　这以后，因乔多均、马庆玲等离校躲避迫害，大伙也散了架。校长不知去向，学校没再复课。

　　这次学潮，是李、王两位老师在青年学生中点燃的心灵之火发出的一缕闪光。但是，由于没有革命组织的领导，学潮中途分化，一缕闪光未能星火燎原。这个结局，今天回忆起来，心灵里正像鲁迅先生在纪念一位青年友人的文章中说的：“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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