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不乏美女也不乏才女，但当美丽与才华集于一身，脱颖而出就很自然。《美女私房菜》，沈星的看家节目，在她看来正是“工作与兴趣相结合的极致”，5年来得心应手，乐此不疲。当然成就不可小觑：400余道菜式，从独家设计、选择食材，到亲手烹饪，全由她一人包揽。说她“于现代都市中开创了全新的烟火情调与潮流”，其实毫不为过。

　　书中细述了沈星从珠海到北京，继而受邀加入凤凰的电视流浪之旅，以及凤凰台老板刘长乐、陈鲁豫、窦文涛等同事的趣闻逸事；以感人的笔触、真挚的情意记述了与家人的生活点滴；另有她对时尚与美食的解读；沈星在书中还讲述了自己的初恋，并用大量的篇幅谈及现在的情感状态。

　　电视，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小时候最想当的是警察、医生和老师。在我的印象中，这三个职业最有权威，他们的话不容置疑，让你干啥就得干啥。

　　长大后发现自己胆小又怕血，警察、医生当不成，可想管人的念头并没有改变，于是付诸行动，选了师大。

　　师大毕业那年，当了三个月实习老师，教的高二，临走时和学生恋恋不舍，我以为我的手指会就此染上红墨水和粉笔灰那样朴素美丽的颜色。可是现在的我，却从事电视传媒工作，和之前爸妈帮我计划的人生很不一样。

　　从珠海电视台到央视，又为银汉、光线、欢乐等著名电视制作公司工作，再签约凤凰。一年一年，不同城市，我在电视的圈子里辗转流浪。在自己的生命里流浪，蛮自在。

　　那一年，本来是想去广院念书，可是阴差阳错却当了银汉传播的主持人，过程十分巧合。

　　在去北京的飞机上，巧遇珠海台副台长朱久阳，师大毕业不久的我，曾帮他高三的女儿补习功课，自然和他很熟悉。坐在一起聊天，我告诉他我打算去广院念书，也得知朱台已经辞职，到北京是去银汉文化传播公司任广告副总，而这家公司的老总叫夏骏。

　　在飞机上，他讲起夏骏其人，《黄河》《河殇》《改革开放二十年》，这些名噪一时的大型纪录片的撰稿兼编导，后来参与创办《新闻调查》并任制片人，著有《十字路口的中国电视》等专作，大名如雷贯耳。

　　来到北京，到广院报到之后，等待开学的日子里，我接到了朱总的电话，朱总在电话里让我去他所在的公司，也就是去银汉传播试试镜。这家电视制作公司成立不久，为北京电视台第七频道提供节目，当时正大举招兵买马。

　　闲着也是闲着，我便去了。当时，银汉在西三环的信苑酒店办公，从三十几层的楼上看出去，北京一片灰蒙蒙，走廊、办公室，人头攒动，白晃晃的灯光很是耀眼。不一会儿，夏骏来了。以为是一介书生，却比想象中更商人，红光满面、天庭饱满，不过三五分钟，“你明天来上班吧，先当新闻主播，播早间资讯。”他笑嘻嘻地说，又干脆利落。

　　我说：“可是……可是……我还要去广院念书呢，名都报了。”

　　“学什么？”他问。

　　“播音主持。”

　　他大手一挥，“边干边学，在工作中学习效率更高!这个团队全是电视精英，绝不在广院研究生之下。”

　　“可是，我行么？”我犹豫不决。“我说你行，你就行。”夏骏看着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十分熟悉的信任与鼓励。

　　一切都不容置疑，是啊，来北京不就是让自己距理想更近一些？我点头，“好的，明天我来上班。”

　　“同样是学习，这里不收学费还给工资，多好!”夏骏说完转身离开。是啊，多好!

　　在北京的电视流浪生活宣告开始

　　首先，去广院退掉入学手续，退回80%的学费。

　　用学费在北京台附近租两居室一套，跑到那时的最爱，宜家家居，买回全套白铸铁床、格子被褥、原木色衣柜餐桌椅、麻纱窗帘，照最小资的情调精心布置，全部生活费分文不剩。怕什么，我马上可以领到工资。那时，年轻的心里，充盈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力和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而且快乐，走在街上，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浮出一个微笑。

　　接下来，我在通往理想，成为一名真正节目主持人的路上迈步。第一个难关，是要考到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才有资格上岗。对于一个从小在方言区长大，母语是粤语的我来说，不易!

　　那段时间，我天天神经质地捧着考试教材念念有词。老师说，要把每个字的音都发完整，不要吃字吞音。有一次，出门上了出租车，我习惯性地放开声音说：“师-傅-，我-要-去-厂-洼-路-五-号-”，吐字发音，字正腔圆。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没事吧你？”

　　奇遇和贵人

　　播早班资讯，是从没试过的工作，每日流程是，早上6点录像，之后送北京台审，7点播出。

　　要求主持人4点到岗，熟悉稿件，5点化妆，5点半坐上主播台，调试灯光，6点正式开始。虽是录播，但走直播形式，称之准直播，头天傍晚、深夜直到次日凌晨，在北京大街小巷发生的新闻，我们在第一时间为您送上。

　　我做得十分努力，要求4点，我3点就到，呆在机房里，看编导剪片，更多了解新闻内容。

　　日复一日，每天节目录制播出后，照例开会，回放节目，一段段重看，精抠细节，商量新选题。午饭后回家，晚饭过后，洗澡倒头睡觉。夜里1点半起床，匆匆收拾，2点出门，3点到达。天天如此，有条不紊，渐渐走上轨道。

　　突然一晚，我被震耳铃声吵醒，电话那头同事着急地大叫：“你怎么还在家，快快快，已经晚了。”

　　手机的闹钟没响，已经快凌晨5点，吓得我灵魂出窍，爬起来就往外跑，冲到深夜的街上，边跑边拦车，当然还一路抽泣。

　　到公司后，冲到化妆间，化妆师张小岚说：“别哭了。”她超神奇地只用了5分钟不到，就把我的脸收拾停当。据说，那天我脸上，一直带着睡觉压的席子印。

　　我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那天播出正常。

　　虽然如此，我依然为自己的过错耿耿于怀，例会上狠狠自我批评，但大家都对我温和宽容，劝我不要放在心上。张小岚安慰说：“我妈看节目了，挺好的，没觉得是5分钟化出来的，席子印也不明显。”我才破涕为笑。

　　当时公司副总王坚平老师，赫赫有名，是《东方时空》的创始人，《新闻调查》的第一任、第二任副制片人。

　　他虚怀若谷，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大家很愿意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起看播出，听他点评，他轻而易举地找到每个人的长处和弱点，直截了当地指出，并提供解决方法，我们这个全新的团队很快度过磨合期，进入状态，变得成熟。

　　我记得，那时的同事王芳、赵川、小艳、旭东……来自全国各家电视台，大家赤手空拳来到北京，同样年轻气盛，同样一无所有，都是奔着理想来的，聚到一起便亲如一家，互相扶持鼓励。虽然我离开银汉已有5年，但是常常也会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普通凡人小事，心里觉得温暖。

　　北京生活频道改头换面，大家清新自然的主持风格也一下子吸引了许多关注，我在电视圈里开始小有名气。

　　后来，我不再主持新闻资讯类节目，转做娱乐时尚，在《魅力前线》的几年，彻底改变我的风格。又接到光线传媒老总王长田、制作总监李德来的电话，邀请我担任《体育界》的节目主持人，第一个采访的嘉宾是当时的新闻人物米卢，和国足队员混成老友；接着做起《娱乐人物周刊》《娱乐现场》《明星》。欢乐传媒的总裁董朝晖先生又力邀我加入他的旗下，与刘仪伟一起到上海为东方卫视录制综艺节目《超级模特》；之后和林依轮一起主持央视《综艺大观》，再双双离开，我俩应该是那个节目的最后一任主持。

　　2000年至2005年，是民营电视制作跃跃欲试，十分活跃的阶段，我能加入其中，很是幸运。

　　关于夏骏，刘春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1996年，一个雪后初晴的上午，夏骏走来，《新闻调查》走来，俺的春天铺天盖地地走来了……”

　　当时的刘春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部工作，乃怀才不遇，郁郁寡欢的“愤青”一名。他说，直至“遇到了有过一面之缘的贵人夏骏，老夏伸出温暖宽厚的右手握住我，又挥出坚定有力的左手在空中画了个半圈，说离开少儿部，到《新闻调查》来吧……于是，用他的话讲，想都没想，就爬上了《新闻调查》这艘巨轮，从此扬帆远航……”

　　刘春当年倒是很有书生气质，自那以后书生也开始笑傲江湖，当然又是后话。

　　这里我想说的是，我的伯乐夏骏曾经是刘春的伯乐，刘春后来又成为我的伯乐。我的电视流浪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奇遇和巧合，真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