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铮今年80岁。他从一本旧书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张已经泛黄的薄纸，“这是老伴的遗物，她去世后，一直由我保存。”

　　这张沧桑尽显的纸张上写着这样的内容：兹有谈淑琴同志愿献身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已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参加革命工作，其家属得受光荣之工属待遇，特给此证（原文未断句，繁体字）。有一句特别声明——给谈淑琴同志家属谈成兴先生收执。

　　“这是1949年11月南京市人民政府签发的革命家属证明书，上面有市长刘伯承的印章。”因为这张证明的主人已经去世，王老成了那段历史的“代言人”。

　　南京解放后，市政府为了招工农子弟做革命工作，举办了“南京工人政治学校”集训，工人出身的谈淑琴报名参加。经过两三个月的集训，她被分到了第12区政府任工作员，推行土地改革，之后领到了革命家属证。“拿到这张证，那是非常骄傲的事情，凭这个可以享受一切法定优待权利。”王铮说。

　　土改结束后，谈淑琴又被分到市公安局当机要员，一年后就和同在公安局任职的王铮结婚。那个年代，政治觉悟是谈婚论嫁的重要条件，而这一纸证明又何尝不是这对革命伴侣的一根红线？

　　谈淑琴父亲去世后，这张证明又回到了谈淑琴身边，成了纪念品。1999年6月，谈淑琴病故。在整理老伴遗物时，王老把这纸证明格外小心地珍藏起来。

　　十年了，王老常常睹物思人。在南京解放60周年的时候，他愿意把证书捐出来，给这个特殊的纪念日献礼，“这是历史文件，还是捐给博物馆，让后代们看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