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和日本博物馆里的铜人从何而来
◎南京博物院的昔日馆藏铜人身世之谜
◎如今怎样复制针灸铜人
尽管宋代针灸铜人,人们已经无法看到了,但后世的医官们仍旧把针灸铜人尊称为“铜神”。而有关针灸铜人下落的各种说法,时至今日也是不断冒出,而且人们在日本国立博物馆里发现了一尊针灸铜人,圣彼得堡也发现了一尊针灸铜人。
宋天圣针灸铜人在明正统年间彻底从历史中消失,是否标志着针灸铜人就此结束了医学教具生涯?如今,医生考试还会用到针灸铜人吗?如今世界上究竟有多少针灸铜人,怎么会有两尊流失国外呢?曾经出现在南京博物院里的那尊针灸铜人又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如今,我们能复制出一模一样的针灸铜人吗?
明正统铜人被当成战利品运到俄罗斯
“明清时期一共复制了多个针灸铜人,这个问题一直让医史专家们兴奋。”南京博物院文保所专家万俐介绍说,就在人们为寻找针灸铜人而苦苦寻觅时,1958年一位名叫孙震寰的医师在随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尊中国古代的针灸铜人,这个消息再次激起了众多医史专家探寻。针灸铜人怎么会来到异国他乡?一个又一个谜团吸引了他们又一次踏上了寻找针灸铜人的路程。
由于宋天圣针灸铜人已毁,而明针灸铜人是根据宋天圣针灸铜人仿制的,铸成后与原物不差毫厘,甚至还仿刻了铜人图经石碑,由此可以推断,明正统铜人不论在外形还是在腧穴定位上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原貌。如果找到了明正统铜人就能知道宋天圣铜人的整体特征,甚至可以说就算找到宋天圣针灸铜人,那么明正统铜人又在哪里呢?
清光绪年间的太医院志记载了明正统铜人的最终去处,明正统铜人铸成后被珍藏在明代的太医院中,到了清代,又被珍藏在清代的太医院里,还被清朝的医官们尊称为“铜神”。
明正统铜人就这样在明清两代的太医院中平静地度过了450多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太医院也遭到了洗劫,明正统铜人也就是在这时不翼而飞的,专家们从有关清代的史书中发现,清太医院当时是俄国的使馆区,他们推断,明正统铜人很可能被俄国军队作为战利品运回了俄罗斯。
2003年,我国专家黄龙祥特地赶到俄罗斯圣彼得堡进行实地考证。明正统针灸铜人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中国展厅。在征得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同意后,黄龙祥以及他的两位助手,开始对这座针灸铜人进行细致的考证,最终认定这正是失落百余年的明正统铜人。同时,黄龙祥等人还发现了一个秘密——通过红外线照相技术,他们清晰地发现了明正统铜人身上一个与众不同的穴名“通天”。据史书记载,宋针灸铜人铸成于北宋天圣五年,当时刘太后辅佐宋仁宗执政,刘太后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通”字,为了避讳其父亲的名字,宋仁宗颁布了一条政令,铸成后的铜人身上的“通天”穴位改为了缺笔的“通”字。不仅如此,与针灸铜人同时作为教具的铜人图经,穴名的“通”字也都缺少一笔。但是,黄龙祥等人发现的明正统铜人并不避讳宋朝的这个规定,在铸造明正统铜人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把缺笔的“通”字,都改回了正确的用法。
日本200年前复制过针灸铜人
除了在俄罗斯发现了针灸铜人外,中国学者还在日本发现了一尊针灸铜人。
1925年,一位中国老中医在参加日本的医学博览会时,看到了一尊针灸铜人。据这位老中医描述,这尊针灸铜人的文字说明上写着它是由中国传入的。这尊针灸铜人会不会是宋代的针灸铜人呢?30多年后,一位叫陈存仁的中医专家再次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看到了这尊针灸铜人。
1979年,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组成的考察团去日本考察针灸医学,他们此行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考证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当专家们第一眼看到这尊针灸铜人时,就感觉到它与国内的针灸铜人有所不同。从外观上看,这尊针灸铜人用青铜制成,身高1.62米,铜人的外表有用黑漆涂成的经脉连线,经脉线上分布着穴位,而每个穴位是用凿穿的小孔表示的。
据东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座铜人的体内原先有木制的脏腑,但因年久失修已经毁坏。那么,它的这些特征是否和宋代的针灸铜人的特征相同呢?南宋时期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宋天圣针灸铜人的体貌特征: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这段意思是说针灸铜人是由青铜铸造,铜人身体内有脏腑器官。
据此,一些专家提出,东京博物馆收藏的这尊针灸铜人可能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如果专家们的判断正确,那么它是两尊针灸铜人中的哪一个,又是怎样到了日本呢?
随后,专家们又发现,日本的这尊针灸铜人与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的描述还是有着较大的出入,《齐东野语》中记载,天圣针灸铜人身上的穴名,是先刻凿在铜人身上,再涂上涂料,而东京博物馆这尊铜人身上的穴名,则是用涂料书写上去的。而且,自从宋天圣针灸铜人铸成后,后世各朝铸造了各种各样的针灸铜人模型,并绘制了图谱,从这些绘制的图谱中我们可以发现,铜人手的造型大多为五指平伸的姿势。但是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尊铜人,左手姿势是掌心向后,拇指、中指扣成环型。很显然,它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那么,它究竟是谁铸造的呢?日本江户医学馆一个医官的墓碑上面,有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这个医官的名字叫山崎子次善,他曾经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奉医学馆之命做过一个铜人,后来他死后,墓志铭上就具体记录了他这一段经历。而且为了制作这个铜人,医官还专门写了长达十卷的铜人会考。于是这段史料发现以后,日本学者就提出东京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不应该是中国传来的,应该是日本自己制作的,时间大约在1792年到1800年之间。
南博昔日藏品明代铜人掺有不少黄金
明代一共复制了多少尊针灸铜人?这些针灸铜人去了哪里?万俐笑笑说,这个很难计算,明清时期铸制的铜人有正统铜人、嘉靖铜人、高氏铜人、蜀府铜人、半跪式铜人、乾隆铜人、雍正铜人、锡制铜人、乐家药铺铜人……有些是官方铸造的,有些则是私人铸造,远的不说,南京博物院就曾经珍藏过一尊明代针灸铜人。那么这尊明代针灸铜人是何时何地铸造的?它如何会来到南博?又经历过什么样的遭遇?
万俐给记者看了一张针灸铜人的照片,它高大的个头,头上绾着高高的发髻,身上布满一个个小洞,小洞的边上写着仿宋的繁体字。万俐介绍说,照片上的针灸铜人是他根据原件复制的,加上基座,铜人足足有2.06米高,身上一共有365个穴位。
万俐说,南博曾经收藏的那尊明代针灸铜人,所用的铜是枣皮红,是宣德炉里烧出来的。中国青铜制造有两次高峰,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就是明代宣德年间。明宣德炉里烧制的铜制品,技术非常独特,除了放置铜铅锡等金属,还在里面放了适当的黄金,而且对于黄铜的表面技术处理也已经相当成熟了。明宣德炉烧制的作品,颜色可达100多种,枣皮红就是其中的一种。
这尊铜人是如何来到南博呢?如今它又在哪里?“这尊铜人曾经随着国家的命运几经辗转,先是于1925年移交故宫博物院,1933年春又随同第三批文物南迁,移交南京博物院。这尊铜人和南博许许多多的文物一样,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还是回到了南博,被一度存在朝天宫的库房里。不过,如今这尊铜人已经不在南博,1959年,建国10周年的时候,这尊针灸铜人和司母戊大方鼎被一起送到国家历史博物馆,被国博收藏了。”
“我也是在国博的展柜里看到这尊针灸铜人的,而且也是隔着玻璃看到的。”万俐说,南京博物院曾经珍藏的这尊铜人,其构造别具匠心,由四个部件拼接而成,分散开来可以很方便地搬运,组装之后浑然一体。铜人体貌端正,神态安详,似乎永恒地洋溢着孩童般的微笑。
复制之路困难重重
从明清时期,一直到现在,针灸铜人在不断被复制、被“克隆”。为什么人们对针灸铜人的兴趣千年不减呢?是因为现代的学医者依然要靠针灸铜人来练习,来做考试的道具吗?还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万俐说,经过他的手复制的针灸铜人就有6尊,一尊是给北京中医药大学复制的,一尊是给山东一家中医药学校复制的,还有一尊是给德国针灸所复制的。“人吃五谷,哪有不生病的。在大家看来,针灸是没有副作用的,所以,针灸现在依然非常盛行。不过,如今国内外复制针灸铜人,功能已经和宋代不一样了,不是用来练习,而是作为中药史博物馆的一个陈列展品。因为,针灸铜人是中医药上的一个神话,针灸医生无人不晓。”
那么,万俐复制针灸铜人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现代人复制的针灸铜人,真能和古代针灸铜人达到100%的相似度吗?万俐指着办公室玻璃窗外,在一大堆的器材中,记者看到了两截石膏人,“那是我10多年前复制针灸铜人时候留下的,一直放到现在。尽管现代冶金技术已经很高超了,但是要达到100%的相似度几乎是梦想。”万俐说,南博收藏过的那尊铜人光铜人的“肤色”,就是一个难题。枣皮红是明代青铜器特有的色彩,在明代是如何烧制成这种颜色的呢?除了另外掺杂了黄金,他还发现,古代主要是靠植物酸来处理的。“枣皮红这种技术处理已经失传了。我通过研究发现,很可能是乌梅、梅子、食醋以及一些中药物质掺和在一起,让铜器表面发生变化。产生枣皮红。”
万俐说,遗憾的是,明代冶铜技术里需要的一些中药材,如今在一些中药房里也已经不见踪迹了,他复制铜人时,用的一种药材硇砂,就是在江苏省中医院托人购买的。“现在在色彩处理上,都是电镀法,但色彩没有宣德炉的理想。”
解决了铜人的肤色问题,铜人是如何铸造起来的呢?“现代人浇铸的铜制品,都比较厚,而明代针灸铜人的厚度只有2cm-4cm,我采用了古代苏州民间的贴蜡法。我先用泥做范,然后用石膏做成人的模型,用古代贴蜡法进行浇铸。在处理模的时候,一般是采用水溶法,但是如果水温控制不好,蜡就会在水里被融掉,于是我采用了稻草,把稻草点燃,一点点把蜡均匀烧掉。”
经过前前后后几个月,万俐终于把针灸铜人复制成功了。
神奇针麻是否真有效?
万俐复制的针灸铜人,是否也有“针入汞出”的神奇功能?他又是如何攻克这个难关的呢?万俐坦白地笑了:他复制的针灸铜人只是一个外壳,没有内胆,并没有五脏六腑,所以,针入汞出的这项技术,他并没有尝试去攻克,因为现在人们已经不需要在针灸铜人上做实验了。
不过,针灸在现代却是非常热门的。“针灸很神奇的,以前曾代替麻醉剂使用。”万俐说。记者在《黄帝内经》中也看到了类似的记载。唐代《集异记》中这样描述了针麻:狄仁杰用针麻给一小儿镇痛去鼻上之瘤。
而全球临床进行针刺麻醉的第一人,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尹惠珠。“那是1958年8月30日。患者叫沈纪根,扁桃体肿大需摘除。在征得病人同意后,在他两手的合谷穴各扎一针,没打任何麻药,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上世纪70年代,针刺麻醉技术已经走向了世界。据介绍,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谁想随团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得了急性阑尾炎,经药物麻醉后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术后第二天,他又因腹痛接受了20分钟的针灸治疗缓解疼痛,自述效果非常好。基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地提及此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特地去观看了针麻,百思不解,为之倾倒。
有数据显示,到1980年,全国已经累计有200万例针刺麻醉的病例,涉及的病100多种。可为何又突然低落了呢?金陵“神针王”王宁生介绍,“上世纪80年代,针刺麻醉迅速消失,除了有其他因素外,更重要的是,针刺麻醉本身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在一定的人群、一定的病症范围内才能起效用。”王宁生称,首先,个体差异太大,效果难以保证。“如果一名病人根本不相信针灸,那他很难会被针灸所麻醉。”其次,对有感觉、无痛感的针麻患者来说,针麻的关键并不在麻醉,而是主刀医生的技巧,这无疑是对医生水平的一大挑战。再次,患者适应针麻难以把握,测定患者耐痛性是每次手术的第一道关,每个人对疼痛的忍耐是不同的,测定这个颇费周折,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针麻,因此针麻逐渐被“降温”了。
不过,王宁生强调,针麻镇痛效果是不错的,这在两千年前的《八十一难经》中也写得很明白,用针刺“俞”位,即可止痛。古代中医总结出的四总穴歌,至今被奉若圭臬——“面口合谷收、头项寻列缺、腰背委中求、肚腹三里留”。意思是说只要扎对合谷、列缺、委中、三里等穴位,相应部位的疼痛即可针到病除。
本版主笔:快报记者 胡玉梅 毛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