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贵和孟小月的儿子何鹏被媒体称为“云南许霆”。2001年，大学生何鹏在ATM机上，从只有10元钱的农行卡中取出了42.97万元，之后因盗窃罪被判无期。事情完全改变了这户云南陆良农家的生活轨迹，7年来，何建贵夫妇为儿子一直倔强地走在申诉路上。

　　给儿子申冤的同时，何建贵和妻子孟小月还得带上患脑瘫的女儿

　　54岁的孟小月站在北京大兴寿保庄村口，她穿过混乱的村口，来到不远处的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在早市撤离后空荡荡的菜摊上，她捡到一堆烂掉半边的土豆、两个生蒜。这些连菜贩子都看不上的垃圾，是她一家中午的口粮。

　　“我的伢子(儿子)还在坐牢，我要把钱给他省出来。”孟小月操着一口浓重的云南话。

　　她拎着一兜拾来的烂菜，回到村里花200元租来的简陋平房里。她的丈夫、59岁的何建贵，正等着妻子回来做饭。

　　任何关于儿子何鹏的话题，都会让妻子伤心落泪。“儿子是被冤枉的。”何建贵抽了一口水烟，抬起头说。

　　儿子拿着一包钱回家

　　当年22岁的何鹏，拿着一大包钱匆忙回到家中的情景，8年来时时在孟小月眼前浮现。

　　2001年3月3日晚上7时，何鹏背了一包钱回家，说是用自己的卡取出来的，后来就走了。到夜间他又打电话说卡丢了，叫母亲去农行挂失，第二天孟小月叫姑爷他红伟去帮忙挂失。

　　据法院查明：2001年3月2日，何鹏持只有10元钱的农行金穗储蓄卡，到设在云南民族学院分院的建行ATM自动柜员机上查询存款余额，未发现卡上有钱，何鹏即按键取款100元，时逢农行云南省分行计算机系统发生故障，ATM机当即按何鹏指令吐出现金100元。何鹏发现这一现象后，两天连续取款221次，429700元。

　　3月5日，警察出现在何鹏面前。

　　何鹏的被捕也一波三折。从2001年3月2日案发到2002年8月24日审理终结，整整历时1年零6个月，其间经历了“三抓两放”。2001年3月5日陆良县公安局以涉嫌恶意透支为名，将何鹏刑事拘留，3月12日因“未构成信用诈骗”予以释放。2001年4月6日，陆良公安局又以涉嫌盗窃将何鹏执行逮捕。2001年11月13日，经检察院取保候审予以释放。2002年3月11日，因“涉嫌盗窃”，再次由陆良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2002年4月9日曲靖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三个月后，以盗窃罪判处何鹏无期徒刑。何鹏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年10月17日，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事发后，40多万现金全部追回。直到今天，孟小月还在后悔：早知道当初这样，她就不应该为儿子办那张农行金穗卡。

　　如没意外，他会是警察

　　当年，何鹏还是云南省公安专科学校的学生，案发时二年级新学年刚开课一星期。他的专业是经侦。经济侦查这个专业，当时很热门，父亲何建贵说，如果没有意外，何鹏毕业后有望分配到县公安局工作，最起码也能在当地派出所谋个差事。但是，一张金穗卡让何鹏身陷囹圄。

　　有一个谜底似乎只有何鹏本人才能揭开。卡上究竟有没有钱？一审法院认定卡内显示无余额，但是“儿子告诉我，实际上当时在查询时余额显示1后面有一串零。否则他不可能在7台不同的机器上都取出了钱。”

　　按照律师陈维镖的说法，如果确如何鹏所说，卡上有巨额资金的话，只能视为不当得利，并不构成盗窃犯罪。“或许当初何鹏认为，把责任推给银行ATM机故障，或能减轻自己的罪责。这反倒害了他。”陈猜测。

　　这个悬念伴随了何鹏7年。何建贵嘱咐儿子，无论如何，在监狱里不能再惹事了。由于表现良好，2004年和2006年，何鹏陆续获得了两次减刑。刑期相继减到19年零2个月和14年半。2007年底，何鹏在监狱中已经度过了5年。这一年，广东许霆案件的出现，给何鹏案带来了一线转机。

　　“他毕竟不是许霆”

　　同样和ATM机故障有关。2006年4月21日晚，在广州打工的山西籍青年许霆取款171次，合计17.5万元，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其行为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后经广东高院发回重审，2008年2月22日广州中院再次开庭，并于3月31日重新宣判，改判有期徒刑5年。

　　两个案子极为相似。但是许霆获改判，而何鹏并没有实质的改判。

　　何鹏是在监狱收音机里听到许霆案件消息的。他随即给播报这条消息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写了一封信。信件后来辗转到了该台驻云南记者陈鸿燕的手中。

　　陈鸿燕后来到监狱采访了何鹏。她说：“何鹏文绉绉的，态度很温和，他告诉我，如果开始有人提起这件事，自己会很难过，但是现在已经平静了。他责怪自己动了贪欲，感到对不起父母。”

　　“何鹏还强调说，当时在卡上，发现了一串零。”陈鸿燕补充说。但是法院的判决，根据当时的审理称，何鹏“未发现卡上有钱”。

　　意识到许霆的案子，也许关系到自己儿子的命运。何建贵和孟小月在2007年底来到了广州旁听许霆案。争议中的许霆案，在舆论关注下，从无期改判为5年。云南曲靖市政法委书记朱家美曾经专门给孟小月打电话，表示“在许霆案件之后，我们要请示最高法院或者最高检察院，争取给何鹏改判”。

　　不过随后曲靖中院和云南高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朱家美的表态不代表法院立场。“何鹏毕竟不是许霆，许霆也只有一个。虽然何鹏更早，但是媒体关注完许霆，对何鹏就不再关注了。”何建贵说。

　　2008年4月9日，何鹏在狱中写了申诉书，要求对案件提起再审。但是律师介绍，云南省高院一直没有答复。到现在，何鹏已经服刑7年。

　　今年两会期间，何建贵夫妇再次来到北京，希望求助人大代表，无果，随后滞留在京，给脑瘫的女儿看病。3月26日下午，何建贵求助于因杨佳案而成名的刘晓原律师，希望能再次就何鹏案件提起申诉。

　　刘晓原认为，何鹏的判决至今仍然存在不少疑点有待澄清。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裁定书上都称“银行电脑系统故障”，刘晓原说，系统究竟出了何故障，为什么出故障，这是本案量刑的一个重要证据，但是相关资料显示，并未深究。

　　何建贵只拿到一张从卷宗中复印的云南农行信息中心的交易记录，记录只反映了儿子取款42万元的过程，之前有无存款明细体现在卡上，之后卡上的明细并没有反映出来。

　　刘晓原认为，如果是系统问题，应该输入金额和吐款是不符的，当时每笔取款最高限额是2000元，何鹏的取款记录多数是每笔2000元。但是记录显示，何鹏每一笔提取并没有异常。“似乎合理地推测，他的卡上当时的确有很多钱。”刘晓原说。

　　“许霆案子的判决有17页纸，而我伢子只有2页。”孟小月对此愤愤不平，她想以此说明，儿子何鹏的犯罪证据存在先天不足。

　　几乎放弃了一切

　　因为疑点重重，因为相信儿子被冤枉了。何鹏的父母踏上漫长的申诉之路，孟小月从2003年至今，无数次往返曲靖市和云南省各部门，近二十次到北京申诉，通过邮寄、当面递交等方式上交材料数十份。

　　她不识字，普通话也讲不好。一路打听，这些年几乎踏遍了北京能找到的各大部委。一些深藏在胡同里的信访机构，她也熟门熟路，然后再乘坐公交返回临时住所。

　　他们的二女儿、何鹏的二姐是先天性脑瘫患者，今年已经31岁，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留这个病人在家里不放心。孟小月只好把二女儿带在身边。他们本来住在条件稍好的小旅馆，但是女儿经常病情发作，把邻居吵烦了，被赶了出来，在大兴找到了这个栖身之所。

　　房间里，只有2张用砖头搭建起来的床。沉默不语的何建贵看看日历。到7月，就是何鹏30岁的生日。这个曾给家庭带来荣耀的大学生，最好的7年光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过去何家年收入5万左右，在陆良当地算殷实人家。这些年，为了给儿子申诉，何建贵几乎变卖了所有家产。何建贵原本开车搞运输，现在车卖了。孟小月原来操持4亩水稻，也完全荒废了。他们仅有的房产，去年到银行抵押了10万元贷款，用作儿子申诉的资金。一家人的生活，就是申诉。

　　“几乎放弃了一切。跟逃难一样。”何建贵说。

　　父母最近一次探视何鹏是去年底，监狱亲情会餐。何建贵说，过去何鹏在监狱做统计，去年8月，从6监区到了9监区，现在做手机电池，“比过去累了”。

　　曾经憧憬当警察的何鹏，早就完全放弃警官梦。在监狱劳作改造之余，何鹏修心养性，开始练习写字。何建贵说，何鹏在签署申诉书的时候，他发现儿子的字的确进步了。

　　何鹏当年曾经在集市上制止小偷时受伤，但是现在却以盗窃罪服刑。“我伢子不是坏人。”孟小月说。但是牢要一天天坐，一家人团聚的日子还远，想起这些，孟小月就心疼。

　　据《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