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河北经贸大学的心理学教师刘猛在四川绵阳接到一个电话。“我想自杀！”对方劈头一句。
作为心理咨询师，当天他从都江堰赶到绵阳，对3名受“5·12”地震影响的患者进行心理援助。即便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也在用电话或者短信与患者沟通，从2008年5月19日赶赴灾区至今。
“不知道会不会有事情。”刘猛攥着手机，隔几分钟就拨打一次。最终他不得不求助于110，希望能够找到打来电话的人。
几经周折，在凌晨1时，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刘猛只好写了份情况说明。
最近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两三个声称要自杀的求助电话。虽然已经时隔近一年，那场灾难仍然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刘猛看来，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富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可惜留下来的人太少了”，一位当地记者感叹道。
这里确实、非常、肯定需要心理咨询师
“咨询师必须要来，而且呆下去，才能知道这里的情况。”刘猛说。
第二天傍晚，他回到了都江堰市城北馨居安置点。这里容纳了1600多户人家、5824人，基本上都是在地震中失去住所的当地居民。大半年来，刘猛一直跟随着这批人进行心理救援。
如果不是刻意观察，这片位于郊区的板房区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区没有什么区别。三个妇女坐在自家门口聊天，旁边是围着主人打转的博美犬。不远处的停车场上，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正在打篮球，时不时有小孩子穿着旱冰鞋滑过。
刘猛随便指着一个路过的女子问：“你看她的情况怎么样？”
“挺正常啊！”在记者眼中，这个身穿粉色毛衣的女人，正在慢悠悠地散步，看到刘猛的出现还热情地打招呼：“刘老师回来啦！”
就在不久前，这个女人还呆在家里，不停地抚摸一张照片，嘴里嘟囔着。17寸彩色照片，上面的女孩穿了件黄色毛衣，面带微笑地侧对镜头。那是她年仅10岁的女儿，在地震中不幸丧生。
最初的日子里，这个女人几乎断绝了和亲朋的来往。即便碰上熟人，也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你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很多。”刘猛说：“表面上看一切正常。”
即便是那些看上去十分坚强的男人，也会在旁人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躲在家里泪流满面。还有的开摩托车跑到家人遇难的地方，也不说话，就是静静地看着。
根据刘猛访谈的数据，大约有10%的城北馨居住户受地震影响患有心理疾病。另一位心理学家邓明昱统计的整个地震灾区心理疾病患者的比例在3%-5%之间，人数在36万-60万左右。
相较这一庞大人群，灾区的心理援助机构却屈指可数。用“地震心理援助”作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出现了近40万条结果。记者随机选取了其中3个网站，发现最近的更新时间停留在2008年9月。3个公布的求助电话，一个无人接听，另一个提示是空号，剩下一个终于接通了，得知是个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在做咨询。
“我请你再呼吁一次：这里确实、非常、肯定需要咨询师。”坐在位于板房的办公室里，刘猛一脸严肃地说。据说，每逢有记者采访，他都会再三强调这句话。
“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如果不是看刘老师这样。”
刘猛的心理救助站显得十分寒酸。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板房里，唯一的桌子是用废弃的木板和红砖勉强搭成，一旁的饮水机里装的其实是自来水。
在这位大学讲师看来，心理援助制度早在2008年5月份就该建立起来的。他用“激情澎湃”形容当时大多数同行的表现。
2008年5月14日，在“中国心理网”组织的培训班上，当主办方询问大家能否在灾区呆到两周以上时，在场的400多名心理咨询师无一例外地举手。
当时某报的一名记者估计，灾区起码有2000多名心理咨询师。
2008年6月底，一个志愿者到都江堰市的30多个板房区调查，发现只剩下30多名心理援助志愿者。
刘猛组织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曾经有上百名专业咨询人员。
“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如果不是看刘老师这样。”孟晓宇说。这个哈尔滨女孩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在“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担任社工。
刘猛认为对于心理咨询师的“一哄而散”是因为他们来时就是凭借“激情”而不是“信念”；因为没一个好的志愿制度，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因为从众而来，则必然会从众而去。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
这个33岁的男人常常用“心理咨询常识”来解释自己的举动：“这里需要心理援助，所以我留下来；这里有我已经直接接触的创伤者，所以我不能离开。正如负责挖掘的志愿者在挖掘结束后就应该离开一样，负责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在开始了援助之后就应该留下来。”
“昨天晚上快3点才睡。”他解释道，在凌晨前后的时间段，人们最为脆弱和孤独，求助电话相应也最多。
办公室对面的墙上，挂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宣传板。这是一种经历了灾难性事件后最为常见的心理疾病。这种病症持续时间可以是事后数周、数月乃至数年。因此，对这种症状的心理援助往往需要持续跟踪。
由于缺乏调查和宣传，不少经历了“5·12”地震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或者家人已经患有心理疾病，常是直到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才前来求助。
蒋玲，这个留着整齐的披肩长发，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北川女子。在城北馨居的图书室里，她总是安静地坐在电脑旁，说话细声细气。只要看到小孩子，她就会高声打招呼，并跑上前亲两口。
“你看她正常吗？”刘猛问记者。
看记者迷惑地点头，刘猛继续说：“我刚见她的时候，脸色是黑紫的，不用化妆就可以演包公那种。随便说两句话，就像小狗一样嗷嗷叫。”
她在地震中失去了13个亲人，其中就有60天大的儿子和正抱着外孙散步的她母亲。最初的日子里，她总觉得“妈妈和宝宝还在，他们不会离开我”。
“我一定要坚强，因为他们还活着。”23岁的蒋玲语气平静地回忆自己之前的心理状态。
相比之下，丈夫王云充满了莫名的恐惧感。“除了害怕还是害怕。”他说，“一个大男人，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一帮人陪着。”
两三个月后，在当地交通局上班的王云恢复了日常工作。他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但发现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反而和妻子的关系冷淡下来。相识5年从未吵架的两个人开始争吵，蒋玲甚至填了份离婚协议书。
今年年初的一天，她觉得实在无法承受了，拿了把菜刀准备自杀。抱着“希望有个人知道，关心一下自己”的目的，她拨通了刘猛的电话。
“当你开始面对现实的时候，才是真正难受的时候。”来自江油的陈静说：“开始没什么感觉，还在庆幸逃过一劫。”他住在农村，房子在地震中倒塌，那是他父亲15岁时盖起来的。“他今年已经51岁了，一想到还要再盖座房子，就觉得没什么希望。”陈静叹了口气说。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刘猛总结道。据他介绍，目前灾民的心理状况正处于两极分化，好转的人在持续好转，恶化的人在持续恶化，毕竟对灾难的心理反应强度、持续时间因人而异。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前主席基尔伯特·克莱门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资深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他是刘猛的督导，“一般来说，现在才对幸存者实施救助，未免有些晚了，不过还有机会。”克莱门不无担忧地表示。
就像把你的伤口剖开，看到最隐秘的地方，还不给你缝上
在四川，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接受心理咨询。刘猛认为，“咨询师们只来了一下就走了，关系都没有建立起来，就无从谈起心理援助，结果只能是一次次伤害他们。”
蒋玲说：“我本来没什么事儿，结果他们上来就问你爸爸妈妈呢？你的孩子呢？我就说都挺好的。他们还接着问，那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我就回答在北川。他们又很好奇，说北川县城不是都封了吗？”
“我最后急了，就说好，拿来我给你们填。有的填成没的，没的填成有的，气死他们。”住帐篷那个阶段，她“最夸张”的记录是一天填写了7份问卷。
但她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反馈，也没有任何咨询师提醒她可能患有心理疾病。“就像把你的伤口剖开，看到最隐秘的地方，然后还不给你缝上。”蒋玲一度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不停地回忆地震当天的情景，直到崩溃得要自杀。
这种形式的心理咨询被志愿者马重祎称之为“镀金”。她说：“那些人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好给自己的履历表添上一笔。”这个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一直在都江堰市做心理咨询志愿者。如今，她每个周末都会过来帮助刘猛做些杂事。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小姑娘目睹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有人就是来拍张照片，贴到自己的网页上，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还有人走之前哭得像泪人，口口声声说要资助多少个儿童，但后来再也没有了音讯；还有人干脆坐在帐篷里相互吹牛，或者指责这里脏、那里乱……
“我们自己都不会骗娃娃，都要说到做到，可是这些志愿者呢”
这天在绵阳市的一辆出租车上，刘猛刚自我介绍说是心理咨询师，就遭到了司机的白眼。
“哎哟，我们娃娃天天喊着找你们呢！”这个来自永兴板房区的男子用讽刺的语气说。这个板房区安置了北川曲山镇的1741户居民。
去年圣诞节前后，这位司机家里来了一批心理志愿者，告诉他10岁的儿子，做完了问卷之后，过两天会收到一个玩具。打那之后，孩子就把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但却始终没有消息。
“我们自己都不会骗娃娃，都要说到做到，可是这些志愿者呢？”这位父亲有些激动地问，方向盘猛地打了个弯。
下车后，刘猛在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个奥特曼玩具，让出租车司机带回家。他再三叮嘱说，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就是之前志愿者承诺的玩具，“让他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事实上，刘猛刚刚从永安板房区回来。那里有个6岁的小女孩常常在半夜醒来大哭，闹得幼儿园其他人无法入睡。小女孩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此前也有人对她进行过心理干预，但在对方走了之后，孩子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作为“善后者”，刘猛许诺每周过来看望一次。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成本，坐大巴车，换乘公交，再坐上出租车，基本上要花去4个小时的时间，还要为此在当地住上一宿。
心理咨询师也不是万能的
在灾区， 刘猛并不优雅整洁，他更像一位“居委会大妈”，忙乎着板房区里的琐事。这不，刘猛随便从衣橱里扒拉出一套运动服，不合时宜地配上一双满是尘土的皮鞋就出门了。
这天下午，他一个人拎着桶油漆，在操场上画线。这是他专为板房区居民设计的羽毛球场。“要让大家的生活尽量恢复正常，体育锻炼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他解释说。除了羽毛球场，他还为妇女们准备了音乐舞会，为孩子们设计了图书室，甚至还要为没有收入的男人们介绍工作。
“很多心理问题，都与灾民的实际生活困难有关。”他说。
一个傍晚，3个女人相互搀扶着来到救助站，她们都是在地震中失去孩子，后来又怀孕的母亲。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母亲并没有流露出幸福感，反而充满了恐慌和不安。
段雪梅地震后怀过一个孩子，但3个月时检查发现胎儿死亡。同行的两个妈妈情况类似，她们掰着指头数了一下，差不多有40多个命运相同的母亲。
“老天为什么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其中一个忍不住号啕大哭。时至今日，医生也无法解释胎死腹中的原因——她们各项生理指标都正常。
在这些母亲的设想里，再孕可能是走出阴影的唯一寄托，可事实远非如此。住在城北馨居的申妈妈就满是心酸：“别以为我们怀了孩子就会忘记过去的那个。”在地震中，她失去了10岁的女儿，如今怀孕3个多月了。
她拉着记者来到女儿的遗像前，声音哽咽地喊着：“申露啊申露，姐姐来看你了！”
事实上，她本来没有打算再次怀孕。“我想好了，即使到了下辈子，也要和申露再做母女。”直到有一天她默默祈祷，希望女儿投胎到自己家，这才计划再生个孩子。
但她并没有就此摆脱痛苦。“我一天也没有停止思念过去的女儿。”她流着泪说。时至今日，这位母亲仍拒绝用“死”这个字眼。
面对这群母亲，刘猛也显得手足无措。他唯一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把她们集中起来，希望“状态好”的母亲能够感染别人。
为此，他筹措6000多元钱办起了“妈妈之家”。在一个打通的板房里，他买来颜色艳丽的沙发和毛绒玩具，在墙上贴满婴儿欢笑的照片，还养了群小金鱼，希望悲伤的母亲们能够暂时转移一下注意力。
3月23日下午，刘猛咳嗽着接听了记者的电话，表示自己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一周前，他做体检时发现，血常规25项中有10项不正常。
“我这是一种病态的坚持。”他一语双关地说。
尽管如此，刘猛拒绝向别人透露自己的病情。“从去年6月份开始，就不停地有人问我还能坚持多久。还有人感叹说，你已经不行了，赶快离开吧，你已经耗竭了，必须马上离开！”这些质疑让他很不舒服：“我知道，他们的潜台词是，你和我们一样，终究也要离开。但起码我现在还没有。”
(杨芳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