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精神病人”邹宜均的眼睛，中山市埠湖医院的女精神病人浴后的场景是这样的：三四十个女人，赤身裸体地挤在大铁闸门内，喊着医护人员给她们拿衣服来。大铁闸门外，男性医护人员穿梭在病房、办公室、走廊里，很多人盯着她们的身体，一些男性病人更是凑上前去看个够。

　　而作为男性“精神病人”，何锦荣在广州市脑科医院也遭遇同样的尴尬。在医院看来，精神病人几乎是没有身体隐私的。

　　可是，无论邹宜均还是何锦荣，他们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没患精神病，而上述两家精神病医院仅仅根据他们的家属陈述，将他们强制收治。他们认为，疯了的不是他们，而是没有精神卫生立法约束的精神病人收治体制。

　　3月2日和11日，邹宜均案和何锦荣案分别在广州白云区法院和荔湾区法院开庭，被诟病多年的精神病院收治乱象再次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混乱的收治程序

　　2006年10月21日早晨，邹宜均坐上哥哥邹剑雄的车子，去深圳宝山墓园拜祭父亲。

　　到达墓园后，邹剑雄下了车，从旁边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七八个男人，将邹宜均拉了出来。邹说，他们自称警察，但没有逮捕证，没穿警服。她被送到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这是一家精神病医院。

　　邹宜均偷偷给深圳律师黄雪涛打了一个电话。之后，黄雪涛开始了邹宜均的营救工作。

　　黄雪涛研究发现，《民法通则》规定，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若送精神病人强制治疗，需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宣告。而医学界普遍的观点是，精神病鉴定需要3到6个月，因此可能延误了精神病人的治疗时机。

　　此外，《刑法》规定：精神病人造成刑法上的社会危害，由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可由政府强制医疗。

　　2001年11月卫生部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对自己或周围构成危害者……应属紧急收治范围，并应给予特级护理。

　　在黄雪涛眼中，邹宜均“有个性，有主见”，一直独立自主生活，与常人并无两样。其家人将她送进精神病院前，也未向法院提出申请。她认为，医院只能根据病人自愿原则进行收治。

　　几年来，黄发现，由于我国《精神卫生法》至今未出台，中国精神病院收治病人毫无程序可言。

　　千万富翁被妻送进精神病院

　　何锦荣是一位拥有千万财产的商人。根据何锦荣的说法，2005年12月20日晚，在与妻子陈燕芳一番争吵之后，妻子领着两个男人进来，他首先遭到一拳，接着被人勒住脖子，然后被铁链锁住。何锦荣没有经过医生诊断，就被妻子委托广州市脑科医院强制收治了。

　　2006年5月31日，何锦荣向广州市荔湾法院起诉广州市脑科医院。医院代理律师钟琦辩称，何锦荣的妻子向医院反映何有20年的精神病史，并要求医院对他进行住院治疗，是希望他得到及时治疗，所以医院将何锦荣留院观察治疗。由于何锦荣反抗，护工才使用了“约束带”。

　　何锦荣及其代理律师谢建东发现，医院的种种做法都证明他们的收治程序存在严重问题。比如其病历报告首页上记录，“入院诊断：精神病？出院诊断：偏执状态？”这两个问号说明，医院最终也没有确诊他患有精神病……

　　2006年1月27日，何锦荣赶到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附属医院检查，诊断证明书显示“未发现有精神病症状”。

　　医院只为买单者负责

　　黄雪涛说，现实中，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只对送治者负责的做法已是惯例。大多数精神病院拒绝了解送治人与被送人之间的纠纷，并只对送治人负责，也就是“为买单者负责”。

　　对于家属的强制送治行为，以及医院只为送治人负责的现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院教授杨小君表示担忧。他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强制送疑似精神病人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亲属决定”存在风险。“一个人被诊断为精神病人，亲属可能是首要受害人，也可能成为受益人。如果存在受益利害关系，那么，由亲属单方决定精神病人的非自愿住院治疗，对‘精神病人’而言，未免欠缺公平、过于草率了。”

　　精神病收治变为“收容”？

　　2006年10月26日到2007年1月26日，邹宜均在母亲的陪同下，在中山埠湖医院，以精神病人的身份，接受了整整3个月的治疗。

　　2009年2月，邹宜均起诉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中山埠湖医院和她的家人，黄雪涛为其代理律师。3月2日上午，该案在广州白云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官审查重点在强制收治的动机和程序上，而不是纠缠是否真的患病。

　　从营救邹宜均，到代理何锦荣案、邹宜均案，以及对中国精神病人收治体制的研究，黄雪涛认为，现行的精神病人收治体制，让人人自危，它已经成为公民人身自由丧失的一个医学理由，对公民权利带来严重威胁。黄雪涛收集近几年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几十起同类案件发现，胜诉者寥寥无几。她担忧的是，精神病人收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收容，或者解决纠纷的特殊手段。

　　黄雪涛认为，同类案件的诉讼焦点不是有没有精神病的问题，而是精神病院的侵权问题，因为只有病人威胁公共治安、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或者伤害自己等情况时，才可以强制收治；只要疑似病人不威胁他人的安全，是否接受治疗，是个人的自愿行为，他人可以劝其治疗，但不可强制。所以医院的随意强制收治，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

　　(鲍小东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