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组建后，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之间逐渐出现了矛盾。叶项是新四军主帅，主帅不和就会影响部队的稳定和发展。鉴于此，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周恩来为调解叶项矛盾付出了一系列艰辛的努力。
主帅不和叶挺负气出走
1938年4月5日，新四军军部迁至皖南歙县岩寺，开始积极壮大队伍。但就在新四军稳步发展之际，掌握着新四军实际领导权的副军长兼政委项英逐渐与军长叶挺发生了摩擦。
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新四军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叶挺与项英产生分歧。由此波及新四军军事作战问题上，项英以叶挺脱党十年为由，在与中央磋商新四军发展战略等问题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叶挺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不让他独任军部的工作，甚至包办战场指挥，使名为新四军最高军事首长的叶挺难以接受，感到自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就像“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
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这被项英指责为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喜欢穿着整洁，并有自己的厨师，单独吃小灶，项英对此也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这些因素都促使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他感到在新四军内部处处受到牵制，无法实现其救国救民的抱负，便在1938年6月初到武汉争取增拨新四军军费时，将自己在新四军内部的实际情况告诉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周恩来，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
听了叶挺的讲述，周恩来当即表示一定尽快予以解决。当天，周恩来就给毛泽东和张闻天发了电报请示此事，两天后，毛泽东等人回电同意，新四军委员会宣告成立。但成立后的新四军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项英依旧我行我素，对叶挺的态度并没有好转。
1938年8月，为便于直接指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军部进至泾县云岭。这月下旬，鉴于新四军委员会成立后项叶关系并没有改善，叶挺一气之下致电中共长江局的周恩来等人，请求辞职。8月28日，周恩来等复电诚恳挽留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在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叶挺于是在新四军中又留了一些时间，但离军的念头仍未打消，并最终于1938年10月负气出走离开皖南，回到家乡广东余汉谋处组织东江游击队。
周恩来亲自向叶挺道歉
项英对叶挺的负气出走不以为然，但这严重影响了新四军内部的团结，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蒋介石也趁机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战，要再次委派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获悉蒋介石的意图后，迅速致电项英、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并指示长江局：“1、周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在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要求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2、对新四军之其他解决办法如另派军长等，我们表示坚决反对，并对四支队八团之不准用新四军名义事，表示抗议，要求蒋介石下令纠正。3、在周与叶谈话中，应确定叶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
周恩来接电后，一方面与蒋介石极力交涉，表示中共坚决不同意更换军长，另一方面电请叶挺赴渝面谈以消除隔阂。叶挺辞职本系受项英排挤所致，他对中共并无不满之意，对周恩来也始终尊敬如一，接到周恩来电报后便于1939年1月中旬由广东抵达重庆。
在重庆，周恩来同叶挺开诚布公地进行了多次交谈，了解到叶挺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紧握叶挺的手，内疚地说：“我代表毛泽东同志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给你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真对不起你。”他明确告诉叶挺，经过他的建议，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周恩来还请叶挺向蒋介石说明愿意仍回新四军工作之意，坚决反对蒋介石另派新四军军长。
2月3日，周恩来将他与叶挺的会商情况电告毛泽东、王稼祥等：“叶挺到重庆以后见到了蒋介石和陈诚，蒋问他是否还愿意回新四军，叶挺说他准备回去，并表示新四军的问题好解决。”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说，他准备亲自同叶挺一道前往新四军，化解叶项之间存在的矛盾。
项英的自我批评缓和关系
1939年2月23日下午，周恩来一行到达皖南，同叶挺一起前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着手解决困扰新四军很久的主帅不和问题。周恩来受到了项英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新四军军部还特意准备了宴会，欢迎周恩来的到来。
在宴会上，周恩来首先向新四军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和工作的指示，接着肯定了项英在新四军成立和发展中的功绩，勉励叶项合作，共谋新四军的更大发展。但项英的傲慢使得周恩来缓和叶挺与其之间紧张气氛的意图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为了化解这种尴尬，周恩来暗中提示周子昆和袁国平等新四军主要将领不时敬酒给叶挺，以尊重叶挺的军长权威。
为了彻底化解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在皖南期间还多次找项英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周恩来很不客气地批评项英道：“项英同志，我是要批评你几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都很看重叶挺的军事才能，希望你和他搞好关系，合作抗日，你为什么不能尊重和团结他呢？你如果不团结叶挺，他就会离开新四军，他走了，蒋介石就会派人来接替他，那你怎么办呢？”项英辩解说叶挺过去曾长时间脱党，政治态度和立场不明，无法任其放手行事。为此，周恩来解释说，叶挺在大革命后的短暂离开，是因为当时党内极左思想影响，对叶挺的处分过重，叶挺不能接受党对他的无端指责，并非是贪生怕死才脱离党的。
见项英不说话，周恩来又说：叶挺脱离党十年，但他的心是始终向着我们的；现在大敌当前，他愿意通过参加抗日来继续他的革命生涯，以他的影响和声望，在我们和国民党之间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针对项英提出的叶挺平时生活上行为有失共产党人风范的问题，周恩来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不能只从表面上看人家，对人家的言行看不惯。不从主要方面看，越看越不顺眼……”
周恩来的谈话对项英曾一度产生了影响，项英开始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所反省，他亲自在叶挺面前作了一个自我批评，两人的关系融洽了很多，新四军暂时统一了内部领导，在皖南站稳了脚跟。
“高敬亭事件”再改命运
正当叶项关系开始缓和时，新四军内部又发生了“高敬亭事件”，使得一度有所改善的叶项关系再次陷入低谷。
高敬亭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大队长，在四支队的编制指挥、政治工作、发展方向及干部任用等方面，他和中央及新四军军部之间都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分歧，高的一些命令甚至与叶挺领导下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命令相左。不久，四支队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江北指挥部认为高对“杨、曹叛逃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决定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6月21日至23日，新四军在青龙厂连续三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中央。24日，在未接到中央回电前，嫉恶如仇的叶挺便指示江北指挥部将高敬亭处死。叶挺的这一鲁莽行为使得项英再次对叶挺掌管新四军军务感到担忧，遂又一次将新四军的大权独揽。这样一来，叶挺完全丧失了与项英合作下去的信心，于1939年10月再次离开新四军，出走澳门。
1940年夏天，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在得知叶挺离军出走澳门后，他心急如焚。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叶挺又从澳门回到重庆。但叶挺的两次出走以及由此暴露出来的叶项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影响了新四军的团结，以至于影响到了皖南事变中叶挺对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丧失了打破敌人围攻的良好时机，导致了新四军的惨败。然而一代伟人周恩来为化解新四军主帅叶项矛盾所做出的种种艰辛努力，却永远为历史所铭记。 杨飞 周鑫辉/文
摘自《广东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