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的举一反三、“坏事变好事”，以及“新群体事件观”的提出，基本上是在各级干部和领导机关的角度。这无疑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权力的自省、自警。但这又是不够的，无论多么深刻和沉重，反思和经验只是在治理行为一方如何主动变化、如何体恤民间疾苦、如何维护民众利益上。这并不足以拉开与古代治理思想的距离。

　　瓮安事件，贵州已举一反三；全国公安局长进京培训，料想瓮安事件，会是教材之一；新华出版社最新出版刘子富著《新群体事件观》，继续挖掘瓮安事件的思考价值。

　　瓮安事件之爆发，可谓世所震惊，其中教训应该很大，但就处置而言，称为成功似乎也不为过，毕竟事件并没有扩大。

　　瓮安事件，应是近几十年间媒体公开的第一个大型群体事件。爆发之速，可见情绪积蓄之久；爆发之烈，可证民众怨愤之深。导火索在于一名女中学生之死，“俯卧撑”现已成为汉语新词，初期应当说多有处置乖方之处，然而事件迅速进入抚平情绪的阶段，还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先例。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事件无不以“定性”为先，“革命行动”或者“反革命行动”，构成基本判断。定性的后面，是对事件中各方行为的相应解释，为首者是群众代表还是首恶分子，群众是愤而反抗还是受骗上当，应对被称为镇压诱降还是被称为力胜智取，都因定性而不同。

　　“群体事件”这一说法的出现，使社会冲突和对抗的描述，进入一个脱意识形态化的逻辑。在这一描述之下，群体事件首先被作为一个需要处理的实际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革命斗争、颠覆与反颠覆斗争激烈化尖锐化的表现，从而为解决社会冲突寻找到了新的空间，按照传统话语，就是为把群体事件定位于“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可能。

　　毫无疑问，政权的存续，根本来说取决于人民。无论在哪一时代，执政团体是否能够顺利治理社会，都取决于执政行为是否合乎民众期待。以少数人去治理多数人，近看有组织得法、武装有力、舆论强势等办法，但长久而言，必然在于治理行为合乎民众期待。古代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载舟覆舟”，现代的人民主权学说，都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相对于执政团体更为强大的力量。

　　瓮安事件的举一反三、“坏事变好事”，以及“新群体事件观”的提出，基本上是在各级干部和领导机关的角度。这无疑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权力的自省、自警。但这又是不够的，无论多么深刻和沉重，反思和经验只是在治理行为一方如何主动变化、如何体恤民间疾苦、如何维护民众利益上。这并不足以拉开与古代治理思想的距离。

　　“群体事件”这个概念，可以涵盖几乎所有人群聚集产生的冲突和对抗。瓮安事件是群体事件，拆迁中的集体抗议是群体事件，五四时期的“火烧赵家楼”是群体事件，陈胜吴广的起义也是群体事件。可以说，“群体事件”无论从规模、性质到后果，都是包罗万象。而群体事件之所以发生，无不包含情绪和利益诉求，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民众的情感和利益没有理顺所致。

　　群体事件的对抗程度并不一样，有的只是呼吁，有的只是要求重视，有的只是希望解决单独或一类问题，这些都是寻求治理者的帮助，极端情况才是“另起炉灶”，那里面包含着绝望。大要而言，绝望必然是因为长期的失望累积而成，而失望之所以能够累积，则是因为要求一直不被正视，或者甚至连要求也被禁止。“压力越大，反弹越大”，社会压力不能被经常而及时纾解，就往往隐伏压力爆炸的危险。

　　现代人民主权学说，与权力神授和民本思想的区别，在于权力的合法性不再建构于上天、世袭和体恤，而建构于人民的同意。就此而言，历史的叙事，不仅需要权力者的叙事，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叙事。群体事件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不仅要来自于各级治理机关，而且不可缺少的是来自于民众的思考，否则就不过是牧民经验谈。

　　国家、执政党、政府、社会、公民，有所区别。群体事件中的民众如何看待事件，如何思考事件，如何总结事件，不应当缺如。哪一个层面的夫子自道，都不足以替代整体，而民众的思考和要求应当具有更加根本的意义。怎样的群体事件观是更好的，这需要社会共同构建。这个构建过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