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光鼐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专家，他曾多次出入群体事件的现场，用社会学方法找寻一个个看似孤立的群体性事件背后的规律。
单光鼐认为，在2008年，通过对包括瓮安、陇南、重庆出租车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经由这些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足以帮助人们归纳出新的群体事件治理路径。
前日晚上，快报记者电话采访了单光鼐研究员，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他再次以发生在去年的一系列群体事件为例，详细解释了一些群体事件的处置原则。
谣言是群体性事件的推手
星期柒新闻周刊：以您的调查了解，基层干部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程度如何？
单光鼐：有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仍不为基层官员所知悉。比如说，群体性事件的发酵期问题。任何一个群体性事件都是事出有因，但它从起事到发生，都要经历一个时间长短不等的发酵期。有的比较短；有的比较长。但很多地方党政官员对此却认识不足，没有在事情萌动之初抓住时机，采取措施，以致酿成事件发生。
再比如，对死人和社会抗议的关系缺乏认识。我从一些群体事件中看到，死人和社会抗议是有关系的，借助死人是社会中表达抗议的一种传统手法，经常被人利用。所以，对待死了人的问题，一定要予以高度关注和警惕。
还有一个，就是谣言的问题。很多的群体事件推手就是谣言，都有数种谣言流传，并将群众煽动起来，但我们不少干部对此茫然不知，更谈不上有针对性地辟谣。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学的常识问题。
领导要敢于直面群众
星期柒新闻周刊：经过去年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您给党政官员们有什么建议？
单光鼐：经过去年发生在瓮安、重庆、甘肃陇南的这些事件，很多经验教训都能总结出来了，我们学界的感觉是，在去年底到今年初，是该有所总结的时候了。因为通过这些事件，很多问题比2007年看得更清楚了，有成功的、有处置不妥当的。总结一下，有以下几点。
首先，发生群体事件后，领导必须第一时间到现场。
为什么？以瓮安为例，成千上万群众聚集于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门口，竟然地方党政一把手没有到现场，这是件很荒唐的事。现场没有指挥，群龙无首。县委书记当时就在不远的电信局开会，他让副县长去了现场，又让教育局长和各个学校的校长到现场去领学生回家，处理的手法过于简单，事实上证明这是无效的。
我在瓮安，有群众对我说，如果有领导在场向群众解释一下事情真相，制止少数人的过激行为，最后也不会闹到烧房烧车的地步。
我们觉得，凡是出了事，领导不要回避，要敢于直面群众。了解群众有什么诉求，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有针对性地展开思想工作，讲清政策。如果现场出现了暴力，就要果断制止。去年11月初的重庆出租车事件，薄熙来直接面对司机，面对面地进行对话，并电视直播，当面听取司机的意见，现场就有关问题作出回应、解答，并承诺制定出改进的措施，也迅速平息了事态。在瓮安，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30日到了瓮安，他就深入现场，走到群众中去，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采取了有力措施，形势很快就扭转过来。
经过很多事件后，越来越多的人终于弄明白了，遇到群体性事件，不能动不动就把警察推到第一线，这样做容易扩大事态，激化矛盾。现在大家已经有了共识：把警察推到一线与群众对峙，是容易惹事的。
处置现场的原则是，党政领导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直面群众做工作，不要把警察推到第一线，造成警察和群众的直接对峙和对抗。这么多的群体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有多重要。
现在的群体事件中，群众都是在反映经济民生利益诉求，没有政治诉求，也没有政治目的。这在以前叫人民内部矛盾，这还是要通过做思想工作，讲政策，或者说是谈判来解决问题。
信息公开很重要
星期柒新闻周刊：谈判只能解决现场的问题，影响如何消除？
单光鼐：信息的公开也是至关重要的。谣言在事件中往往会误导群众，并将群众按照不实信息鼓动起来。在过去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地方基层干部往往采取捂盖子，对外封锁现场、封锁消息、封锁媒体，不向上级报告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只会掩盖矛盾于一时，但根本不能化解冲突。相反，只会积累矛盾，把事情拖大。
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是，遇事要速报事实，在第一时间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知道多少就公布多少，可以采取滚动的方式逐渐增加。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说假话，要真实准确。应该说，现在很多官员对媒体的认识，对话语权掌握的认识是很不足的。
相反，石宗源到了瓮安后，就知道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坚持信息透明，借助媒体披露事件真相和细节，就会很快扭转局面，将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变被动为主动。
重建群众对政府的信心
星期柒新闻周刊：石宗源的三次向瓮安老百姓鞠躬道歉广受社会舆论好评。
单光鼐：是的，他在不同场合三次向瓮安群众道歉，这在过去也是没有过的。他放下身段，拉下架子，以愧疚的姿态自我批评，很是难能可贵。这也是我认为瓮安事件中很值得总结肯定的一点。
他主动检讨政府工作中的不足、失误，反思自责，坦承政府工作没做好，让老百姓受苦了，几次起立鞠躬，向瓮安的群众道歉。这样做实质上是在重塑政府形象，重建群众对政府的信心。
除了自责，还有问责。
瓮安事件发生后，迅速启动了问责程序，果断处理了四个渎职、失职干部，迅速地平息了民怨，社会舆情也立即扭转。 这也给地方干部敲响警钟：平时工作要做好，出了事也要敢于站出来，如果事到临头想要开溜，对不起，小心问责。
我觉得，社会矛盾应当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双方都不能出现暴力，更不能以暴制暴。如何以群体性事件为契机，寻找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值得官员们深思。
□快报记者 言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