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尔街到法兰克福，从伦敦到还相对封闭的国内，金融行业高管的声誉和形象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过去在公众心目中，金领阶层的他们衣冠楚楚，收入优渥，骨子里带着“我主宰世界”的自负；现在大众投给他们的视线里写满了“贪婪”、“可耻”、“道德败坏”、“骗子”，他们灰头土脸，成了过街老鼠。

　　有媒体曝光，国泰君安2008年薪酬费用达32亿元，人均100万元。之后，新浪财经对其他券商公布的数据进行人均测算显示：“以招商证券15.48亿元的应付职工薪酬为例，根据公开信息，该公司如果按照人均计算薪酬，也高达129万元。”

　　随后财政部办公厅向各家金融类国企派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这个意见稿中建议企业负责人年薪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组成。粗略测算，年薪上限为280万元(税前)。

　　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企业员工获得了总额高达184亿美元的分红。正准备为美国经济“大输血”的奥巴马总统终于愤怒了，公开抨击华尔街金融高管“可耻”和“极端不负责任”。

　　一时间，英、法、德国等纷纷对金融行业高管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全世界愤怒了。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前3季度，我国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报酬为20576元。根据数据粗略推算，2008年全年，我国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约为27500元；2008年，北京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薪大约为52000元左右；上海大约为55000元左右；广东省大约为40000元。

　　民意的力量

　　曾位列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美林证券去年全年亏损270亿美元。但据《纽约时报》披露，在美林被美国银行并购前，美林高管于去年12月仓促瓜分了40多亿美元的“红利”；2007年12月才成为花旗集团总裁的维克拉姆·潘迪特当年从花旗获得310万美元薪酬……

　　面对这些报道，美国公众极为愤怒：难道我们在花钱救助一些超级大富翁吗？

　　奥巴马的愤怒在于：“如果你在接受纳税人的帮助，你就有责任不过奢华生活。”

　　美国总统奥巴马2月4日宣布，得到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工资将受限制，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同时还要对这些高管进行多项审查。在全球范围内，多国政府也已向接受政府援助和造成巨额亏损的企业高管们要求减薪。

　　中国同样如此。其实，早在去年5月份，中组部就指示要对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进行规范。

　　2008年12月，保监会要求其直属的5家国有保险公司坚决防止发放过高薪酬。同月，银监会相关人士也称银行业高管降薪是大趋势，并委婉建议2008年国有商业银行高管年薪参考国资委此前为央企定下的150万元上限。

　　反对限薪的声音

　　国泰君安薪酬门事件之后，上海市国资委及市金融工委立即召开专门会议，主要讨论国泰君安巨额薪酬在社会各界产生的影响。限薪顺应民意，但最大的担忧是会造成人才流失，降低企业竞争力。

　　北京正略钧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顾问杜艳华以唐骏为例，“唐骏去上海复星集团的“合约期”薪酬为10亿元一次性付清的原始股，一个规模在300人左右的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动辄百万，从这点看，如果国企高管能力符合岗位要求的话，千万的薪酬未必算高。”

　　杜艳华认为：“在经济危机情况下，企业业务量下降，到底是应该裁员还是应该限薪呢？我想，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他们的员工都可以在整个人才市场上流动，并且‘河边芦苇处处有，山中奇松无处寻’。”

　　北京一家金融机构老总担心，“现在央行从外地往总行调人，江浙一带的都不愿意进京，更多是东北、西北等地区的干部愿意到北京来。”

　　有不少质疑者表示，面对低薪，一些精英人士可能离职，或自立门户，或投奔外资机构及对冲基金。此举必将打击管理层工作积极性，造成优秀人才流失，从而阻碍金融业尽快走出困境。

　　垄断和政策支持下的业绩有多少与高管有关

　　有人认为，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并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太大的牵连，国人对金融行业高薪的抵触更是出于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的怨愤。

　　但中国的银行业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业绩大幅提高，是建立在前几年推行上市前国家花了巨额代价买走的呆坏账的基础上的，因此公司业绩快速增长的功劳不能完全算在高管头上。

　　不仅如此，银行业作为金融业中最为垄断、最受政策惠顾的行业，存贷款之间的差距，决定着它必然旱涝保收，业绩增长中，哪是由于政策性和垄断性因素，哪些是出于高管自身的决策和努力，谁也说不清楚。

　　此次限薪，对象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但是天价高薪最耀眼的几个公司都不是国有控股公司，不在受限之列，而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工资薪酬大部分没有达到280万元上限标准，因此舆论怀疑，限薪令会否成为一纸空文？

　　除此以外，中国式限薪呈现出独有的复杂状态。比如，股份制金融企业是否也要被限？

　　反对者认为，这些企业在发展中本来就更贴近市场，是从市场激烈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不像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那样在发展中得到很多政府支持，限薪不合理。

　　支持方认为，“虽然他们也许没有得到很多政府支持，但是他们出了事国家管不管？肯定要管。这就隐含着国家信用担保，当然要限。”

　　在这些一团乱麻的争论中，人民大学副教授文跃然说，关键的问题是，薪酬问题本来就没有一个制度标准。

　　什么是好的薪酬制度

　　高管天价高薪矛盾问题，在国外已经存在很久。到此次金融危机，华尔街一些人数亿美元的年收入显示天价高薪问题愈演愈烈。

　　什么是好的薪酬制度，文跃然觉得，应该引导大家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而不仅仅是情绪化的宣泄。

　　股东倾向于激励经理按照使他们的股票价值最大化方式行事，但是股东的利益显然并不是完全与经理人的利益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激励问题就成为委托－代理问题。

　　年薪制很早以前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一般作为高层管理人员使用的薪资方式，是一种“完全责任制”薪资。

　　年薪制中，高管的收入一般分成几部分，基本收入＋绩效工资＋股票/期权激励，其中基本收入占比比较小，绩效又分为针对年度业绩的绩效和针对任期的绩效，股票和期权中部分就是绩效工资。

　　年薪制的弊端体现为：第一，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最高多少、最低多少为合理，无客观标准；第二，建立企业家职业市场和利益风险机制是推行年薪制的基本条件。

　　许多专家提出，在一个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应当在10-12倍之间，但是德鲁克就提出50倍是合理的。而美国华尔街拿到天价薪酬的这些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差距显然要以百倍计算。

　　文跃然说，我国现在的一些制度规定采用10-12倍，说明这是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区间。

　　国企高管高薪之患，出路在市场化

　　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东方航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单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更是因为东航众所周知的巨额亏损。不仅东航，上汽集团等9家上海国有大型企业高层也率先带头减薪。据了解，企业降薪潮已波及到国内房产、航空、石化、电力、IT、证券、金融、印刷等一系列行业。

　　即便这样，民众仍然不买账，在三一重工等大型非国企曝出一元薪酬、零薪酬之后，人们质疑这些公司总裁作秀成分重于实质。

　　国企高管的薪酬考核制度能否反映高管的薪酬又是一大难点。

　　国资委成立之初就制订了《薪酬管理办法》，以自成系统的业绩考核体系，引入中央企业人均工资和行业工资水平参数，对工资收入水平较高但效益较低的企业进行重点调控；实行工资总额增长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原则；同时，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则辅之以市场化的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等制度，织就了一套严密的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体系。除了国资委的管理、考核之外，还有中纪委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中纪委2008年7月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

　　这些举措虽然能够收到一定效果，但成效到底有多大恐怕还是值得怀疑。

　　不仅如此，一些国企高管的经营能力被垄断红利遮蔽。

　　对于高管高薪的监管难上加难。薪酬由底薪、资金、期权等部分构成，灰色收入外人并不知情，就以资金而言，名堂多多。在低迷期设立期权，降低行权门槛，到时候就能名正言顺收取千万年薪。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外部董事形同虚设。难怪有人质疑高管即使不拿高薪，也照样过豪华生活。

　　对国企高管高薪的制约与国企员工的自利性动机存在非常激烈的冲突，既然国企尤其是央企拥有垄断地位，必然获取高额利润以至于将高额薪酬揽入怀中，制约举措越多，只能说明冲突越激烈，制约越困难。实际上，国企员工的年金、期权、交际等各项收入，将使监管者管不胜管，将使政府负担沉重。

　　国资委官员的表态显示，他们希望能够最终使国企的薪酬机制与国企一样，全面向市场转型。但他们在完成一项十分困难的、几近于登通天塔式的任务。

　　作为过渡的办法，我们应该允许国企进行改进：首先，在非事关安全性的领域，继续大力推进国退民进的改革，不因任何意外的插曲而阻挠了改革的进度；其次，允许国企高管自主选择身份，是放弃官员身份充当职业经理人，还是退出职业经理人行列进公务员序列，将这两种人放在完全不同的岗位，实行完全不同的薪酬体制；第三，最终实现淡马锡式的公司管理，实行彻底的职业经理人选拔机制，国资委只能作为董事会成员发表意见，而不是行政上级；第四，对于垄断企业按照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征收暴利税后，再行考核业绩，把制度性红利与高管的经营能力分开，以免鱼目混珠。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的金融机构限薪令复述了以下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非市场、非私人的企业高管，薪酬必须接受政府约束，而政府必须尊重纳税人的裁决。

　　国企高管高薪是中国改革之路上的顽疾，将贯穿改革的始终。具体的措施可以变，但高薪激励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以助于选拔优秀高管最终使国企走向市场的宗旨不能变。国有控股权只意味着董事会或者薪酬委员会中的一票。如果最终数量不多的中国国企能够市场化，则国企改革才能收官，国企高管高薪现象才能成为社会陈迹。

　　亏损中的分红

　　斯特凡·延池是德累斯顿-克莱沃特前董事长，他的银行在2008年前9个月的亏损总计22亿欧元。以致被德国商业银行收购，而之后商业银行也陷入困境中不得不两次接受国家救助。

　　那个时候延池已经离任，并带走了高达约800万欧元的补偿金。一切都合法。此外，他还有权得到一笔数目不详的年终奖。如今，成为德国“名人”的他宣称根本不打算拿这笔年终奖。

　　面对众怒，延池之流的面目是，一边使万亿之多的资金消失于无形，摧毁了世界经济，而另一边则是自己毫发无伤。他们把损失倾倒在公众的家门口，自己无所作为，到头来还得国家掏腰包。银行家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信誉。

　　如今利润率成为考虑的重心，而不是经济界的信誉。然而高利润必定高风险。

　　美国高盛集团董事长亨利·保尔森2006年6月离任去美国政府担任财长时，他不仅得到1870万美元丰厚的奖金，还获许将手上价值4亿8千万美元的所有高盛股票提前卖出。

　　保尔森现在作为财政部长必须要为自己以前所在行业搞出来的烂摊子擦屁股。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一家又一家的投行相继岌岌可危，不得不合并或者更改商业模式，接受国家救援。

　　英国和德国的情况没有太大区别。政府出台救援计划，数额惊人。它们注资银行，将银行不同程度国有化。

　　德国联合政府甚至在考虑制定强制国有化法律。

　　尽管各国政府能做到防止最糟糕的局面出现，稳定银行状况，世界经济仍然陷入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一个由投资银行家们发明的，他们自己获利最多的体系。

　　去年11月德国总统科勒就把这些金融界的管理者召集起来当面训斥。“贵行业中的那些在前几年赚了不少钱的同仁，可以通过把奖金捐入一个基金会来表达对危机的一种特别声援。”科勒总统说。上个礼拜他再次提醒人们响应他的建议，然而，没有一位银行管理者响应了他的呼吁。相反，不少人用尽一切手段来抵制这个提议。

　　自助式薪酬体系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的帮凶

　　英国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发起了反对被国家救助银行发放巨奖的思想运动。

　　大多数的英国人的怒火主要指向苏格兰皇家银行，它被前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经营到破产边缘，2008年亏损近280亿英镑。得到200亿英镑的税收救援后，该银行68%现在属于国家了。尽管如此，这几天银行仍打算分发10亿英镑的奖金。

　　赌注越大，分红越丰，这是投行业中一条不成文的经验。高管们的薪酬往往是底薪的10到20倍。

　　“这个薪酬体系的效力如同‘火灾加速器’。”德国大保险公司老板尼古劳斯·冯·博姆哈特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这个纵火者的名字就是格林斯潘。他1987年当上美联储主席，是自由市场经济哲学家爱茵·兰德的推崇者。这位新主席采取了放宽性调整，在接下来的几年对钱的控制越来越松。

　　2003年小布什与原来还主张监管的多家机构的代表俨然变成了砸碎一切条条框框的“解放市场的人”。各州在发放房贷时欲更严格审查购房人资质的尝试，也被华盛顿阻止。

　　接下来就是放宽对持股资本的规定。2004年美国证监会允许大投资银行的负债额是之前的3倍。现在可以大量买入基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有价证券，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吹越大。

　　接下来几年，曾占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越来越让位于纽约鲁莽的“金融大师们”。

　　2007年初美国五家大投资银行共同管理一个价值4万亿美元的投资组合。美国近40%的银行业务自此面临风险。

　　投资资金应有尽有，来自中国、沙特。这也是格林斯潘低利率政策的结果。自从银行把信贷风险打成诱人的包转手后，谁都没兴趣去审查贷款人的资质。反正钱转手就回来了。

　　这些投资银行把越来越多自己股东的资金投入到不可靠的生意中。它们渐渐脱离了真实世界，遁形于一个虚假的世界。

　　唯一要紧的只是成交额，这是年终银行家们获得分红的依据。谁冒了高风险谁就可以在接下去几年生活无忧。

　　终于，2008年金融危机呼啸而至。这一年美联社报道，美国纳税人为拯救他们银行的16亿美元流入了银行高管们的口袋。

　　就在上周，金融行业一个机构还在警告不要设奖金上限。

　　在年终奖问题上，英国首相布朗之所以表现很谨慎，原因之一可能是国家与金融精英之间的紧密关系。

　　随着4月份通过明年财政预算，布朗打算制定新的法律来终结银行业着眼于短期的利润。

　　(刘欣然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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