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人的不是语录而是对责任的放弃 中国青年报 3月6日 作者 李鸿文

　　对于“看病难看病贵”这个备受中国百姓关注的问题，数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他们认为，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 （重庆晨报 3月4日）

　　[中国青年报一评]

　　这几年，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总有一些“雷人”语录横空出世。雷语一出，谁与争锋？一时间众声喧哗。今年全国两会，至今为止坐稳“雷人语录”的头榜，恐怕非“看病难看病贵是误导”莫属。

　　医疗卫生界有委员以“看病难看病贵是误导”雷公众，如果有代表公众利益的代表委员能针锋相对，就能起到矫正和平衡的作用。可喜的是，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及时站出来了，不仅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源就在于医疗结构扭曲。这位老院士就来自医疗卫生界，他能自揭家丑“反水”，其勇气之果决，力道之精准，抓住了要害，我就不信那些说“看病难看病贵是误导”的人不会被雷倒。以其雷之道还治其雷，痛快！

　　雷人是一种姿态，认真或扮认真地雷人，或多或少都能刺激出一定的条件反射。而我真正担忧的不是雷人语录，而是代表委员因为怕雷人而放弃雷人姿态。就我个人观感，与往年相比，今年两会直到今天为止，有意味、有见地、有热辣劲的雷人语录并不多，能像钟南山院士一样拍案而起直抒胸臆的代表委员也不多。

　　出现这种现象，也许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召开两会，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是就业、食品安全、救市等宏大主题，特殊背景下，公众对这些“紧急政务”寄予特别的期待，所以，代表委员大多抱有献计献策的心态提建议、出主意，都想当治病救人的好郎中。但郎中多了，就有“大处方”之嫌，莫衷一是，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我们并不希望代表委员们人人都当好郎中，而是希望他们能明晰自己的职能，履行好代言人角色，为谁代言，是否有效代言，就需要在一个制衡的平台上沟通、交流、辨析甚至辩驳，在一个理性的机制内充分地展开博弈，同时，无论有多少“紧急政务”，都应坚定不移地行使监督政府的使命，都应不留情面地去雷人。去年两会，有关“中华文明城”，有关教育行政化，代表委员的表达够尖锐了，但公众就是爱听这些雷人语录。今年两会，教育行政化愈演愈烈，教育现状让公众越来越失望，但似乎没人理睬了，而“中华文明城”更绝，是从善如流不建了，还是在暗度陈仓偷偷大兴土木，公众仍然一无所知。我们就这样被不雷人的“温文尔雅”，给雷倒了。

　　[快报再评]

　　政协委员、企业家张茵去年关于富人个税与劳动合同法的发言遭“炮轰”后，今年先是表示“再也不说了”，后来说只谈环保，这不是什么好事。言者无罪却有“伤”，对开放言论并不利。作为场外“评委”的公众可以驳斥，不可搞人身攻击。不然，代表、委员们都变得谨慎起来，揣摩上意和民意讲“正确的废话”，大家都无趣。

　　我也注意到一些代表和委员的诉苦，他们本是兼职，集体视察和调研安排得很少，有人觉得经费严重不足，有人不怕费钱误工愿意“私访”但又不合规矩，预备“功课”做得不好，会上的议案、提案和发言，就很难有高质量了。只从个人感受出发，说看病不贵不难，极可能是真话。人家就是不觉得贵不觉得难嘛，我亲耳听到某家人民医院专家门诊叫号的护士说：“他是政协委员，让他先看！”

　　说到底，代表委员发言的质量，与他们阅历、学识、品质以及如何履职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这两方面都还大有改进的余地。比如刘翔，他跑得快却不表明他就有高水平的参政议政能力，不因伤缺席我对他也不抱多大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