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低收入群体代言是政协委员的分内之事，但这样的分内之事，有时候却也会做得让人提心吊胆，比如说许家印委员“强制企业捐款扶贫”的建议。

　　3月4日的《西安晚报》报道，一名身为知名地产商的全国政协委员建议设立“低收入家庭扶助基金”，强制有利润的企业每年捐赠一定比例的利润注入基金，用于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困难。“利润多则多捐，利润少则少捐”，在非常时期实施3-5年，既不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又可起到临危助困、减轻政府负担的作用。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建议居然还赢得了相当的掌声。有网友认为，身为地产商而能超越界别意识为穷人代言，很不容易。还有人说，既然企业享受了政府非常时期的优惠政策，就应该多尽点责任，暂时的强制捐款并没什么不对。更多人的则认为，许家印的出发点是好的。

　　老实说，我对“强制”这个词一直有着相当深的警惕，除非于法有据，否则的话，“强制”往往就代表着权力的滥用和越权。一个常识是，对于权力来说，“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可为”，很明显，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政府可以强制企业捐款，即便是共抗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即便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扶企业渡过难关的优惠政策，强制捐款也没有任何理由。捐款，从来都是自愿的，如果硬要强制，那还不如说“摊派”来得更合适。临危助困当然不错，但说到底，这都是政府该做的事，没有任何理由摊派到企业头上，更没有任何理由强制企业“帮助政府减轻负担”。如果真的设立了“低收入家庭扶助基金”，政府也只能够倡导企业捐款，而没有权力强行把企业的一部分利润划拨到基金中来。即便是做好事，权力要谨守边界，而不应该动不动就“事急从权”，否则的话，权力一旦没有边界，可以随意扩张，这个社会就乱了套。今天它可以强制企业捐款，明天它就可以把一场演唱会的门票摊派给教师们。

　　有很多人认为，“强制企业捐款”的建议虽然雷人，但却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所以根本就没必要当回事。我觉得他们过于乐观了，事实上，权力以各种名义开展“强捐”的事情并不少见，而这些强捐，都会打着“为民谋福利”、“促经济发展”等貌似不容置疑的旗号。“强制企业捐款”的建议只是“权力可以视需要扩张”这一惯性思维的延续而已，你要说绝对不会有地方政府在政绩焦虑下“积极响应”，我实在不敢相信。

　　市场经济改革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我们逐渐懂得了约束行政权力的重要性，“权力要谨守边界，只做能做的事”，是一个艰难而成的共识。但很明显，从强制企业捐款这样的建议和并不零落的掌声来看，权力的边界并不是人人都能分得那么清楚的，一不小心，“权力可以视需要扩张”这一让，我们吃够了苦头的惯性思维，又会猛地跳出来咬我们一口。

　　（本报评论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