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戈参与了《抓壮丁》从最初幕表酝酿到后来几度修改重演的全过程，对这一剧目的创作、丰富和提高出力很大，堪称“第一功臣”。
贪腐抹黑抗战征兵
八一厂1963年摄制的喜剧片《抓壮丁》，是根据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同名讽刺话剧改编而成。
《抓壮丁》所以以四川的征召壮丁为背景，在于自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西迁重庆，四川开始成为抗战大后方，亦是战时兵源、财源、粮源重要补给基地。鉴于前线急需兵员补充，为适应战时非常需要，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急电四川省政府，紧急征募壮丁补充前线，于是征召壮丁成为抗战时期兵员动员的重要形式。
应当说，壮丁征集在全民抗战的历史条件下，是战时兵员动员的一种必然举措，尤其在前线兵员损失巨大的严峻形势下，征集壮丁以补充前线确乎关系抗战前途，实际也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是，在征召壮丁中确实也存在相当严重的弊端，兵役办理人员营私舞弊、强拉壮丁、顶替买卖、贪污敲诈等丑陋现象最为突出，本是抗战非常时期合法而必要的壮丁征举措集，却与贪腐、民怨联系在一起，《抓壮丁》正是这一客观现实的艺术反映。
愤而投枪戟刺黑暗
最初的《抓壮丁》以幕表剧形式即兴创作而成，是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战的产物。创办该队的吴雪生于四川省岳池县余家场一个地主家庭，1936年毅然放弃优越家庭生活条件，先后在成都、上海、武汉等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于1937年底在汉口联络一批川籍影剧演员筹建旅外抗敌演剧队，返回重庆、成都演出《塞上风云》等剧目，曾轰动一时。不料遇到戏剧商人重金挖角、自身经费来源断绝等困难，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与指导下，演剧队及时进行充实改组，吸收戴碧湘、陈戈、尹文媛、雷平、丁洪、潘秋、王化等一批进步青年和学生加入，接受奔赴四川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任务。他们包了一艘木船沿岷江而下随时登岸，逢县城必演，大乡场必赶，除讲演、唱歌、说故事、演话剧等，还做大量群众工作。
正是在流动巡演过程中，演剧队耳闻目睹了壮丁征集的种种弊病以及许多壮丁和家属所受的种种虐待。一次在隆昌县，他们就看到一个壮丁遭到押送军官殴打，致伤后扔在道旁阴沟里，大家非常气愤出面干涉，将打人的军官扭送到县里，连同伤者一起抬到大堂上，县长无奈之下只好答应认真处理，负责送伤者进医院治疗……
此类事情经历多了，演剧队员们十分愤怒。在一个夏天的上午，大家经过商议作出一致决定，在舞台上公开揭露抓壮丁的黑暗内幕和壮丁们的悲惨遭遇。有人提议可以借用曾经演过的《亮眼瞎子》的框架，改成保甲长利用征集壮丁营私舞弊的内容，以幕表戏的方式演出，当即得到大家的赞同。《亮眼瞎子》是一个群众爱看的宣传识字的中型喜剧，描写一个国民党军人的父母家人都不识字，接到儿子来信去找保长念，结果被保长吞没了一笔钱不算，还被骗拿出一笔钱，最后儿子回来才真相大白。经过热议，以它原有的故事结构为基础，加上这家人用钱买通保长企图逃避兵役的情节，由此创作出此时叫做《二千元》、后来成为讽刺喜剧名作《抓壮丁》的雏形。
主席笑得前仰后合
本来演剧队只打算演一场出口气，不料很受群众欢迎欲罢不能，于是一路继续演了下去，竟成了演剧队的一个保留剧目。因为是幕表戏，全靠演员的临场发挥和即兴创作，每演一场都有不同变化与发展，台词、动作、调度、造型等愈来愈丰富，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和直露，毕竟处于抗战时期演出条件很差，又处于频繁流动状态，就像舞台提示中所述：“如在广场演出，只要一张桌子，四条板凳或椅子就行了”。作为完善的戏剧艺术形式固定下来，还是在演剧队到了延安之后。
由于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利用巡演宣传抗日成绩显著影响很大，后来从乡下返回成都时，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因此引起当局的注意，特务或派人收买或威胁暗害，力图分化瓦解，迫使演剧队无法立足。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和安排，演剧队陆续转移，于1940年初辗转抵达延安，进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后以该校艺术部为基础成立西北青年救国会总剧团，1941年5月又在该团基础之上正式成立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吴雪担任副院长并主持工作。在剧院小礼堂落成的联欢晚会上，曾按原样演出了《抓壮丁》，在场的人看了都为之叫好。1943年“五一”节前夕，陕甘宁边区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肖向荣对吴雪说：“五一节快到了，搞个节目让大家乐一乐。”于是又想到了《抓壮丁》，吴雪牵头组织重新排演时注意体现这一指导思想，在八路军礼堂演出收到很好效果。于是肖向荣进而作出决定，把《抓壮丁》送到杨家岭去，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
领受这一光荣任务后，吴雪又召集丁洪、陈戈、戴碧湘等，再次对该剧进行加工提高，在保留主要人物和情节的同时，作出许多全新处理。大家一致推举吴雪执笔修改。剧本写出后，吴雪又亲任导演，还在剧中扮演了李老栓，率领大家三次将戏送到杨家岭中央领导驻地。毛泽东观看演出时坐在前排，兴致勃勃地一边看戏、一边抽着烟，看到精彩处笑得前仰后合。当演到王保长说出“蒋总裁就是总发财”时，毛泽东连连鼓掌、哈哈大笑，对肖向荣说：“这一句写得好，好！好！真妙！”随后《抓壮丁》又在边区及其他解放区广泛演出，很受欢迎和好评，在部队中反响尤为强烈，一些解放军战士看戏过程中经常情绪激昂到要打扮演王保长的演员，后来部队只得下令看《抓壮丁》时战士不准带枪。
银幕生辉更增魅力
1952年和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和20周年，《抓壮丁》曾两度在北京演出。在1962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联合重演中，当年在延安演过该剧的演员出任主要角色，引起很大轰动，好评如潮。此前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已在当地演出了七十多场同样很受欢迎，吸引了许多从来不看话剧的川剧观众。当时正值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认为该剧有助加强战备教育，使广大青年战士从一个侧面加深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认识，建议把它拍成电影。
八一厂领受任务后很为重视，特意邀请陈戈负责编导此片，并抽调本厂沈剡具体协助。
陈戈参与了《抓壮丁》从最初幕表酝酿到后来几度修改重演的全过程，对这一剧目的创作、丰富和提高出力很大，堪称“第一功臣”。他自己就一直在剧中饰演“一号”人物王保长，不仅当年在川西北、川东南巡演中十分注意观察各地保长的言谈举止、衣着性情，而且不断琢磨、大胆尝试用于“这一个”王保长形象的塑造之中，经常在台上冒出新台词、新动作、新道具乃至新的化妆，这些看似“突然袭击”式的即兴发挥，开始曾令同台演员不知所措而难免陷于窘境，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随机应对了，这样相互“刺激”都有进步。
陈戈在将《抓壮丁》搬上银幕的过程中，除了按照电影要求打破原有舞台限制，他更多功夫下在剧情、人物、表演、台词等处理上，力求既充分保持舞台演出精粹，又有机切合电影艺术再现，从而更为深入、有力地体现该剧融喜剧、悲剧、正剧于一体，讽刺锋芒步步直逼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的显著特点。片中紧紧抓住王保长和卢队长尔虞我诈、沆瀣一气蒙骗李老栓、而李老栓则又把“危机”转嫁给姜国富的“连环”设置，以及李老栓的大儿子李大娃意外回家戳穿真相，与王保长、卢队长“化敌为友”、狼狈为奸的“逆转”关系，尖锐揭示在征兵过程中始终被压在最底层、没有任何“活路”的终究还是劳苦大众，王保长、卢队长以及李大娃等人的丑行劣迹绝非个人行为，而是与“国民党”以及他们的“蒋总裁”联系在一起，将讽刺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人物塑造及表演则强调强烈夸张与真实细腻结合。全剧仍用原汁原味的四川方言，包括从当地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特有表达句式，以增加讽刺力量和喜剧效果。原舞台演出中被誉为“神来之笔”的精彩调度，如王保长和李老栓隔着方桌互相挪正椅子谈钱，一语不合两人又同时搬着椅子退开；王保长和卢队长各坐在张贴官方征兵告示的乌龟驮碑一边，进行营私舞弊、渔色牟利交易……这些情节和细节，影片从规定情境与氛围出发，发挥电影镜头运用特长，在尽量保留的同时又有丰富与强化。
然而，这样一部独具特色的优秀喜剧影片，竟在“文革”之始被林彪、江青直接公开点名为“坏影片”，强加上“美化国民党、丑化劳动人民”的罪名。其时已调任中央广播文工团任艺术指导兼导演的陈戈，因集编、导、演于一身首当其冲，成为文艺界最早遭受迫害的所谓“黑线人物”之一，直至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从此重症加身远离舞台银幕，不幸于１９８１年１月１日辞世，终年６５岁。欣慰的是，在病榻上的陈戈终于看到了林彪同伙与“四人帮”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又迎来了繁花似锦的文艺春天，为之付出心血与生命代价的《抓壮丁》得以重返银幕！
(朱安平 来源:大众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