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吏为师是李斯的发明，经秦始皇认可，便成了秦朝的国家政策。事见《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

　　私学起于孔子，但孔子的学说在他生活的时代始终未被各国君主采纳。他虽然东跑西颠儿，游说诸侯，却一直不曾得意，所以没有可能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的“主义”。

　　三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总要号令划一，才有“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的气象。但各家之学，纷然不一，书生意气，议论杂嚣，让自命不凡的君王和权臣听着心烦。为君王信用的学派便乘机从政治上构陷其他学派，把学派之争归结为君权的存废、政权的争夺。于是，除了当权的主流学派，其他一概废止。不听话的就从肉体上消灭。虽然不可能统统杀掉，但坑杀几百也足以令人噤口不言，形式上完成了天下一统之后的思想一统。

　　四

　　但思想的非物质性，使它不能靠一纸禁令或兵火加以灭绝，各种所谓“异端”，仍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维持思想的纯正，必须要有裁决正误的威权。李斯的发明是：“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五

　　“以吏为师”的算盘大致是这样打的：吏是层层挑选任命的，吃着皇粮，拿着俸禄，毕生的富贵前程都在上司手里攥着，应当能够唯上之命是从；吏的利益是与政权兴替拴在一处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应该不会做出损害政权的事情来；吏所受的训练是熟悉法律条文或政府的诏令，然后照章办事，不越雷池，因此应该不会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

　　把思想的传授权和裁决权交由吏来执行，为的就是在思想领域杜绝“异端”。

　　六

　　李斯的“以吏为师”究竟如何实行，还需要细加考证，粗略说来，大致有三：

　　一是烧书。除了医药、种树、卜筮之类实用之书，统统烧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那时没有“破四旧”这样的术语，但指责读百家语的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的意思，同指责帝王将相古人死人统治舞台之类取向是一样的。天下只烧剩皇家的指令，自然不见异端，使心不乱。

　　二是镇压。那时还没有发明“群众专政”和“大批判”一类花样，所以采取的是赤裸裸的镇压手段——“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三是思想传授，只准以吏为师，学着做忠于上、勤于事、习于法的官吏。至于百姓，只要当会说话的工具就成。

　　三种办法归于一，即运用政权的力量禁绝皇家思想以外的一切思想。

　　七

　　以吏为师实行的结果如何，未见记载，但从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应当可以猜出一些究竟。

　　八

　　从技术上说，“以吏为师”不过是异想天开。官吏有繁杂的政务，教书要钻研学问。整日忙于政务，哪里还有时间潜心于学问。不说本来没有学问，就是原本有学问的，几年官当下来，也势必荒疏而且落伍。所以官员与治学路属殊途。一天到晚做学问的官员绝不是称职尽责的官员；一天到晚钻营政务的学者也绝不会是优秀的学者。所以，直到今天，因为当了大官就要评两院院士；因为有了教授头衔就到处兼职政务，一直还是被人戳脊梁的事情。

　　九

　　李斯发明、始皇帝批准的“以吏为师”，目的是在借此保持思想的纯正，一有异端，即予铲除。但难处是在思想的对错很难用一把固定的尺子量度。新思想几乎都是突破了旧有的法度律令才能产生，所以在刻板的官吏眼中，新思想就都成了应当铲除的异端。“以吏为师”的结果，势必走向扼杀一切新思想而使思想界同归沉寂。

　　李斯梦以整肃他人的“尺子”，很快就量到了自己头上。他因得不到秦二世欢心，一切言谈也都成了应予铲除的异端。当他父子将被腰斩于咸阳的时候，才醒悟到牵着黄狗、擎着苍鹰出老家上蔡东门追逐狡兔的日子，已是再也不能的了——“以吏为师”呀！

　　十

　　今天的时代是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众彩纷呈才是思想界繁荣的景象。只有思想的繁荣，才会有杰出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理论著作出现。思想的正误不宜匆促便下结论，不宜由官员断下结论，更不宜凭官阶大小分配决定对错的权力。思想只有在实践中，在论辩中，才能日益丰富、日益完善，日益趋近于真理。官吏对于思想发展的职责，应当定位在为活跃思想、繁荣学术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而不是充当裁决的判官。把思想的正误或不足，交由学术界讨论，交由实践检验，交由时间考验，恐怕是更聪明、更睿智的办法。

　　（陈四益 稿件来源：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