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灵璧县一个名叫邱菊的农村妇女，用农药毒死了因遭遇车祸而成为植物人的丈夫王佩群。
可当民警要带走邱菊时，王佩群的家人和数十位村民还联名给公安机关递交了一份令人心酸的“求情信”：
“王佩群成植物人后，(邱菊)为使丈夫不再痛苦，一时糊涂之下，使用农药结束了丈夫的生命……但是鉴于她在此之前，对老人非常孝顺，对两个年幼的孩子非常疼爱，只是为了结束丈夫的痛苦，一念之差犯下罪行。被害人的亲属对此都能谅解，恳请司法机关对邱菊能够从轻处罚，年迈的老人和两个孩子更需要邱菊的照顾，他们在盼望着邱菊能早日回来共同维持这个家……”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实际上，事件的主人公们在亲情、道德和法律三条跑道上已经跑得筋疲力尽。然而，情与法的不断交织碰撞，却让他们不知如何选择，最终酿成了这起悲剧。
妻子给植物人丈夫下毒
悲剧缘起于一场车祸。
王佩群是他们家姐弟6人中惟一的男性，但却从小患上小儿麻痹症。1997年，王佩群打工时认识了贵州人邱菊，并将她带回灵璧老家成婚。二人生有两个男孩，大的12岁，小的才5岁。村里人说，王佩群和邱菊很少吵架，“王佩群腿不好使，邱菊成了这个家庭的支柱。”去年10月初，王佩群发生车祸，成了植物人。这个家瞬间天塌地陷。
成为植物人的王佩群只有眼睛还能略微转动，呼吸依靠的是一根喉管，吃饭靠的是接在鼻孔里的两根胃管，一日三餐，只能用一根粗针管注射流质食物进胃管里。医生告诉王家人，王佩群过得好也许还有一两年时间，过得不好，说话间就可能不行了。
出于对亲人的爱，近半年来家人一直悉心照顾着王佩群。邱菊每天都要专门给丈夫做饭，她还经常请附近的医生到家里来治疗、吊水。但是，王佩群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随着时间的推移，邱菊和家人的希望逐渐变成了绝望。与王佩群同村的治保主任王佩合告诉记者，前些时候，邱菊找他说过自己太难了，王佩群每天的“尿不湿”就要花费六七块钱，再挂两瓶水，每天要有百余元的花费，车祸赔偿的钱连看病带还账，已剩下不多了，两个孩子又小，无用的花费不如留给孩子将来上学。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我什么也没法说，何况从亲情和道德上讲，也不能放弃治疗。”王佩合说，当时他只能安慰她，他万万没想到，更大的悲剧还在后头。
今年1月29日20时许，灵璧县公安局娄庄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该镇王赵村村民王佩群被自己的老婆用农药毒死。娄庄派出所所长张兴立即带领民警赶赴现场。在确认报警属实后，民警控制了犯罪嫌疑人邱菊。
据邱菊交代，当天下午4点多，她偶然发现两瓶没用完的农药，就将其中的一小瓶注入了给丈夫鼻饲用的管子。邱菊说，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喂进去，她让大儿子喊丈夫的家人来帮忙。
大约过了20分钟，王佩群脸上开始冒汗，家人也发现王佩群身体有异常。
“我非常害怕也非常后悔。”邱菊说，她赶忙给附近的医生打电话，电话打不通，就骑上自行车去医生家，但医生不在家。等她再回到家时，王佩群已经死亡。邱菊向家人和邻居承认王佩群是她毒死的，让家人报警。
毒夫案引发广泛同情
灵壁县刑警大队大队长王敏告诉记者，犯罪嫌疑人邱菊认罪态度很好，对毒死丈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被刑拘。
“他这个样子受罪，我们也受罪。照顾丈夫要花钱，生活也要花钱，他死了，就可以把钱都留给孩子。”邱菊在供述投毒动机时说，确实是看不到希望了，才做出这样的傻事。邱菊所供述的动机被王敏称为“善良的动机”，但不管怎样，她的行为把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出人意料的是，王佩群的家人并不怪邱菊。
王玉梅说，事发后他们一家人并没有急于报警，只是后来嫂子要自杀，他们担心再出事才报的警。
“我们带人走的时候，邱菊的婆婆抱住她不让我们带走，哭得十分惨。”娄庄派出所所长张兴说，随后，王佩群的家人和村里人联名写求情信，希望从轻处罚邱菊，好让她回家照顾孩子。他表示，公安机关会如实将这些情况向公诉机关反映。
“谁会忍心杀死自己的亲人？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人会用死来向命运抗争。”王赵村治保主任王佩合说，王佩群发生车祸后，除了赔偿以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救助，这个家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压力可想而知。
邱菊毒夫案在当地引发了广泛争议。同情者认为，邱菊的做法虽然不可取，但面对植物人丈夫，一个农村妇女采取极端手段结束丈夫的痛苦，并且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应该得到从轻处罚。
联名求情的村民认为，邱菊被抓意味着这个家彻底完了。“邱菊的老家远在贵州，自己也才30多岁，如果她在拿到丈夫的车祸赔偿金后一走了之，根本不会被人找到。但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非常负责任地将家里的欠款一一还清，甚至有人记不清曾经借给她多少钱，她也会尽可能多地还上。而剩下的钱她全部存到了银行里，留给孩子生活、上学用。”村民们认为，邱菊毒死植物人丈夫是出于无奈。
王赵村党支部书记卓传军说，由于王佩群的状况是车祸造成的，并获得了赔偿，他的治疗不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统筹补助。因为，根据相关规定，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造成的一切费用，不属于“新农合”大病统筹基金补助的范围。
卓传军认为，“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但仍存在门槛太高、农民受益面不广等问题。
“我感到很遗憾，我正在准备帮王佩群申请低保和困难救助，却发生了这场悲剧。”王佩合解释说，王佩群的车祸发生在去年10月，由于低保和困难救助的申报每年只有一次，发生车祸时当年已经审批结束，无法申报，所以王佩群没有得到救助。
对于王佩群既无法享受“新农合”又无法得到社会救助的问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从发认为，像王佩群这样的家庭，社会救助体系应当建立绿色通道。
“不要说像邱菊这样的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就是有相当经济来源的家庭，长期下来也无法承受。”胡从发说，“当然，像王佩群这样的重大伤残，有车祸赔偿，对于农村合作医疗来说，存在着公平原则问题，但这不能成为由一个家庭承担全部负担的理由。”
胡从发认为，因伤、因病而致贫的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针对这类人群，同样需要建立专门的救助、治疗机制。比如，比照散居精神病患者的情况，将植物人等重大伤残纳入医疗救助范畴给予补助，由政府和社会建立专门的救治、护理机构，扩大农村大病统筹的范围等等。
“我现在最牵挂的就是两个孩子……我对不起你们全家老少，等我回家以后会好好孝敬您的。”这是邱菊在看守所里写给婆婆的信，等待她的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安乐死”应尽快提上立法日程
类似“邱菊毒夫”案中的植物人病患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此案的一个警示是，有关“安乐死”的利弊、必要性等问题不能停留在民间讨论层面，而应该尽快提上立法讨论的日程。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从发说。
“可能这个叫邱菊的农妇连‘安乐死’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如果‘安乐死’不存在法律空白，也许邱菊就不会做出毒夫的极端行为。”胡从发说，从亲情的角度出发，谁都希望把亲人治好，但如果是救治无望的病，比如植物人，我们的社会管理应该设置好处理的途径，不应当让像邱菊这样的亲属用犯罪的代价，来解除病痛对亲人、家庭没有尽头的“绑架”。
胡从发认为，不少植物人的亲属明明知道救治无望，但碍于道德和社会的压力，也只能痛苦地挣扎。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有制度、法律的规范，才能真正解救他们。据《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