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担任过邮局局长，后来又调入银行工作，整天与钞票打交道，但他给我们兄妹6个只留下一份看似很微薄的“遗产”——每人一张大学毕业证书。

　　再过几天，就是父亲百岁冥寿了。如果母亲健在，也该97岁高龄了！我们无比怀念双亲，很想告诉他们，这是比金钱更珍贵的一份“遗产”。

　　受爷爷影响，父母要供我们上大学

　　1952年，我大姐高中毕业，按当时情况，她完全可以找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了。不过，父母却不赞成她过早找工作，而是激励她考大学。

　　当时，我的父亲在邮局当局长，一个月五六十元收入不低，但其实我们家经济情况并不好。母亲有点文化，在居委会当调解主任，整天走东家串西家，也帮过建邺区房改所收过房租，但始终未取得一份正式工作，用现在一句时髦话来讲，她一直做“义工”。

　　父亲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一家8口人，供我们兄妹6人上学。

　　父母为何这么执着，一定要大姐上大学？根源要追溯到爷爷身上。爷爷读过私塾，后来又在金陵刻经处谋生，是个有文化的人。他经常教导我的父母：“不仅仅是要做官才去读书，任何人读书都有好处，所谓‘开卷有益’。”

　　受爷爷影响，父母也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

　　大姐不负众望，当年就考取了青岛工学院！不仅如此，她还十分争气，年年都得奖学金。大学4年，她没花过父母一分钱。学费、生活费全是自己挣的。当然，她也很节省，那个年代，她一个月生活费只有2元钱。为了省下来回20多元的路费，她大学4年一直没有回家。每次想家了，她就给家中写信。父母也特别想她，每次接到信都会以最快速度回信。他们把思念全部压在了心底，很少流露在字里行间。不过，逢年过节，母亲总是心酸不已，有时还会掉泪。

　　1956年，大姐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国家计划委员会。报到前，她回家一趟，留下了我们全家唯一一张“全家福”。

　　母亲患上肺结核，还是鼓励孩子读书

　　我的大哥、二哥均毕业于南京一中，分别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录取。说起他们进入高校，还有一段波折。

　　我的大哥于1956年被清华大学建筑系录取，学制6年。母亲看到录取通知单却哭了，她不是不替儿子高兴，而是担心6年时间太长了。“下面还有4个孩子在读书呢，日子怎么过呀？”

　　大哥的班主任很无私，他悄悄塞给大哥8元钱。要知道，那个年代的8元钱，可是一般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啊！大哥说，母亲是个很要强、要面子的女人，后来她设法还了班主任8元钱。不过，大哥还是对这位班主任很感激。

　　前几年，大哥来宁，特意返回母校，寻找当年那位班主任。不过，他的班主任早已不在人世，哥哥在学校图书馆，见到了班主任的女儿。

　　二哥初中毕业时，我的母亲不幸患上了肺结核。那时，我的三伯就劝父母：“现在日子太苦了，让他读中专吧。”

　　“孩子功课好，又喜欢飞机，还是让他读大学吧！”母亲眼泪汪汪地看着父亲。父亲点了点头，眉头锁得更紧了。

　　那时，大哥还在上大学，而且学费已经不能像大姐一样全免了。下面还有我和弟弟妹妹上学，家中负担实在重。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抱病做起了零工。她帮人拆过铁丝网，就是从皮圈里抽出铁丝，是个很耗力气的活。可怜母亲干了之后，还拿不到工资，记得她当年就像现在的民工一样，经常要“讨工资”。

　　在困难时期，布匹很紧张，母亲就谋到了一份帮南京市纺织品公司拆洗面粉口袋的差事。每次，母亲会拖回一大包面粉袋，洗掉面粉、拆掉线头，晒干整理之后送回厂，再拖一包回来。

　　我们都很心疼母亲，有时就帮母亲一起干。母亲却不让，一方面她担心影响我们的学习，另一方面是我们干不好。我们图快，用刀片把线头很快就割断了，母亲心疼不已，她喜欢整段拆下线头，用来缝衣服、纳鞋底。

　　3年之后，大学已经很难考了。但母亲的苦没有白吃，二哥终于考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航空学院，实现了他的航天梦。那一年，止马营街道应届生只有二哥一人考上了大学。

　　40多年来，二哥在空军航天事业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退休后，仍参加中科院组织的科普团，到全国各地给中小学生普及“航天”知识。

　　父亲补习英语，妹妹挺大肚考取大学

　　弟弟妹妹生不逢时，高中毕业之后，他俩奔向农村。妹妹去了宝应，弟弟则去了连云港云台农场。

　　即使这样，父母也从未放弃过让他们上大学的梦想。1974年，妹妹从宝应回城，在南京化工机械厂上班。当时，她已经结婚，而且有了身孕。不过，在父母的鼓励下，她还是重拾书本，准备考电大。

　　父亲英语好，他还给妹妹补习英语。妹妹在家人鼓励下，通过自身努力，最终考取了电大，后来还取得了高级工程师职称。妹婿也奋发图强，如今还是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

　　弟弟上大学的过程更为曲折，由于成了农场一名正式职工，当年农场一度不让他考试。后来，父母让大家从北京找到一份资料，“驳斥”了农场领导，弟弟最终从连云港云台农场考入南京林业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在江苏造纸研究所。

　　我是1963年高中毕业，就读南京商业专科学校，后来在父母的鼓励下，又取得大专学历，在财会行业干了近40年。退休后，仍然从事审计工作。

　　母亲病逝时，父亲给我们分“遗产”

　　为了让我们兄弟姐妹6个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取得较高的学历，有一份美好的前程，父母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让我们上了大学。

　　这期间，父母吃了太多的苦。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在娘家排行老小，娇生惯养，但婚后，却当了一个贤妻良母。在她患病期间，医院给她开了一些券，凭这些券我们就能多买一些猪肝给她炖汤喝。可是，她从来不肯一个人独享，每次都让全家人一起吃。

　　常年的艰苦生活，加上大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母亲身心受到巨大打击，1981年母亲旧病复发病逝，享年69岁。在办完丧事后，父亲对我们说：“家中没有什么了，我就把你们各自努力的大学毕业证给你们带回去吧！”

　　晚年的父亲，一改平日不做家务的习惯，经常帮我拖地，帮哥哥姐姐们带孩子，用他的话来说，“这才叫天伦之乐”。

　　父亲最后在企业退休，退休金只够他生活、看病。不过，他很知足，毕竟子女们都有出息了。我们兄弟姐妹6个都退休了，拿着比较高的退休金，有的还被单位返聘，继续在岗位上发挥余热。我们的孩子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很多都去留洋了。

　　大哥说得对：一张毕业证，就是父母留给我们的最好遗产。这是比金钱更珍贵的一份“遗产”。

　　快报记者 钟晓敏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