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世前抢救的那个夜晚，他又像以往住院时对我唠叨的那样，拉着我的手，喃喃地说：“黄三啊！我是你姑父、姑妈带出来的，你们一定不能忘记啊！你们今后有机会一定要常去看看他们。你要记住，我进厂时你姑父给我报的户口是1933年出生，我现在回忆，那是错的。那时候不讲究，随便报。我记得小时候过年，你奶奶用白面捏成我们的属相蒸了给我们吃，我记得我是属蛇的，所以我应该是1929年出生的，我今年78岁了！”

　　父亲好像并未离我们而去

　　2007年12月12日下午，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因为突然腹痛从厂里职工医院转到市内大医院治疗；14日中午父亲因为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手术后不治去世，前后不到48小时。事后，曾经在两三天前还见过他的人无不叹息：“太快了！太快了！没想到！”我也恍如做梦一般。

　　抢救父亲的那个夜晚，至今让我痛苦得有些不敢回忆。刚开始由于病因不明，一整夜，医生和我都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不停地喊：“我疼啊！我疼啊！”医生给他打了止痛针也没有用。深更半夜，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不停地在医院里换科室检查，拍片开刀。寒冬腊月，他的身体不时裸露在外面，虽然有暖气，但依然冻得发抖，父亲不时用虚弱的声音喊道：“冷啊！疼啊！”我当时真是心如刀绞，泪水不时流到脸颊上，我安慰他说：“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

　　父亲的心脏病很严重，是个老病号了，这些年经常住院，家里人已经习惯了。2005年9月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尤其是2007年，父亲身体特别好，没住过一次院。国庆节时，远在甘肃的二姨和二姨父回南京来探亲，大家相聚时，一家人欢声笑语，父亲抱着他心爱的孙子瑞瑞，满面春风，根本不像一个病人。

　　没想到，父亲就这么突然走了。我总觉得，他似乎是去住院了。

　　父亲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父亲是一个儿女心特别重的人，我们家三个孩子，从小都受到他特别的呵护。上世纪70年代，南京夏天是个“大火炉”，那时候老百姓家里没有空调，电风扇也是稀罕之物，晚上屋里热得像蒸笼，床板摸上去都是烫的。深更半夜，大人、小孩都睡不着，父亲见我们睡不着，半夜里会拿着蒲扇给我们扇扇子，一边扇一边说：“快睡！快睡！心静自然凉，睡着了就不热了。”他那时比较胖，稍微扇一会儿，汗水就流到他圆圆的肚皮上。此情此景，我至今清楚地记得。

　　父亲虽然宠爱我们，但对我们几个孩子要求很严。他虽然文化不高，可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很小的时候就教我们识字，写毛笔字。他把薄薄的纸对折起来订成本子，然后插入习字帖，先让我们练习描红；写上一段时间后，再让我们直接用毛笔临摹字帖。柳公权的《神策军碑》是我学习毛笔字的启蒙碑帖，直到今天，虽然多少年都不写毛笔字了，但我提起毛笔来，仍然可以写上几笔柳体字，这是父亲的功劳。

　　父亲是个传统的人，一辈子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生怕给别人添麻烦。他从小就教育我们“做人是第一位的，要厚道，要有原则”、“工作要积极，要多干，不能落后”、“做什么事都要三思而后行，要考虑影响”、“别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他上世纪南京解放时从山东老家跟姐姐、姐夫随大军南下到南京，50年代南京浦镇车辆厂招工进厂。他在车间从打铁干起，由于有初中文化（那时算是文化人了），后来到厂办做秘书，最后干到厂办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初退休。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求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曾经对我说过，死后只要别人评价他“老黄是个好人”，他就满足了。

　　我用成绩来回报父亲的疼爱

　　也许因为我是家里老小的缘故（南京人俗称“老巴子”），父亲对我特别疼爱些，但并不因为这样而放松对我的教育。

　　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我逃学，被父亲知道了，他把我按在床上，脱了裤子，狠狠地用棍子揍了一顿。上高中时，由于有一段时间我痴迷于军事读物，影响了学习，父亲为此曾经把我的一本《航空知识》杂志撕得粉碎，不许我再看。我有所醒悟，及时调整了兴趣爱好与学习之间的关系，投入到高考冲刺中去。

　　20年过去了，我曾经问过父亲是否还记得这件事，年迈的父亲早已经忘却了，只说我当年如果学习专心一些，应该可以考上更好的大学。我告诉他，那一期被他撕毁的杂志后来我还是偷偷买回来了，父亲听后笑了。

　　1989年我参加高考，由于种种原因，只考上了江苏省徐州财经学校，一所中专学校。本来，我上大专是没问题的，没想到风云突变。父亲当时对我很鼓励，没有一句责怪我的话，还问我要不要复读一年，第二年再考。我不想让父母再为我操心，同时觉得复读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就去上学了。

　　我考上徐州财校后，父亲每个月都要到学校来看我，顺便带一些家里做好的食物，给我改善伙食。父亲在铁路企业工作，那时候铁路系统职工有免票，坐火车不要钱，所以父亲来看我有很大的方便。每次来，他都会带上我喜欢吃的咸带鱼，看着我吃得有滋有味的，他坐在旁边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他还把带来的食物分给我同宿舍的同学分享，至今我同宿舍的同学见到我说起我父亲，都还记得那“美味”的咸带鱼。

　　毕业后，父亲鼓励我边工作边学习，于是我又读完了财会大专和法学本科，还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这一切，都让父亲很欣慰。

　　父亲一直牵挂他的姐姐和姐夫

　　父亲这辈子除了我们，最记挂的就是他的姐姐和姐夫。

　　姑父和姑妈当年南京解放时把父亲从山东老家带出来，供他上学，替他报名进南京浦镇车辆厂。后来姑父和姑妈工作变动，调回北京工作，父亲则留在了南京，从此天各一方，但他们姐弟的心却始终连在一起。

　　父亲刚进厂不久，就因为打铁整天对着火炉，弄坏了眼睛，差点失明。父亲告诉我，姑妈特地从北京来看他，因为他那时眼睛整天裹着纱布，姑妈便买了一台电子管的收音机给他听广播解闷。要知道，上世纪50年代，收音机是稀罕物，价格不菲，非常贵重，一般人舍不得买。那台老式的收音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家搬家时才扔掉，父亲当时还念念叨叨，依依不舍。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们去北京看望姑父和姑妈，后来他身体不好，心脏病越来越重，再也不能外出活动了，便每个月和姑父、姑妈互通电话，唠唠家常。父亲去世后，姑父、姑妈因为80多岁了，身体都不好，不能来南京，他们便委托我代表北京的亲戚们给我父亲多烧些纸钱，寄托哀思。

　　父亲把离开的日子选在星期五

　　父亲是星期五中午去世的，双休日家里来人吊唁、安排出殡，按他生前的叮嘱：一切从简。他没有占用别人的工作时间，也没有给别人添麻烦，不知道这是否是他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来吊唁的人很多，家里人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黄是个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