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星戴月的排队百姓、人头攒动的挂号大厅、屡禁不绝的倒号现象……这是人们在知名大医院看病时经常遇到的困扰。

　　然而如今在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只要购买一张由一家公司发售的预约卡,即可一个电话挂到中意专家号,还可享受“加塞儿”就诊待遇。

　　争议随之引发。赞同者认为这种商业化操作模式是便民之举,反对者则直斥这种做法是“号贩子集团化”?

　　一样患者两种待遇

　　记者在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发现,这里正在推销价格分别为68元、158元和3600元但不含正常挂号费的就医“便捷卡”“安心卡”和“贵宾卡”。“便捷卡”可享受各1次知名和非知名专家加急预约服务,“安心卡”可享受4次知名和8次非知名专家预约、1次贵宾休息室等服务,“贵宾卡”则可享受一年内专家预约和贵宾休息室不限次、北京及上海儿童医院专家预约各1次等服务,但仅限1人使用。

　　在医院内负责售卡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如果购买第一种卡不敢保证你就诊时不排队,但购买后两种卡,能保证你就诊不用排队,最多等一两个人看完即可。”

　　记者了解到,这些预约卡由爱康国宾集团公司发售。

　　记者了解到,爱康国宾集团公司拥有全国最大的就医电子挂号系统,与400多家医疗机构建立合作网络,可预约主要城市几万名专家门诊号,不仅可为一般交费客户预约挂号,而且还为自有体检等业务的大客户员工提供此项服务。

　　解决“挂号难”岂能靠公开叫卖紧缺公共医疗资源

　　近年来,大医院门诊人数持续上升,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专家号更是“一号难求”。挂号难让一些人嗅到“商机”,不仅有号贩子活跃在大医院高价倒号,而且各种名号的公司也开始纷纷与医院“合作”,推出预约挂号业务,爱康国宾集团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在挂号难的客观现实下,紧缺专家号的商业化操作究竟是破解看病难的便民之举,还是号贩子“集团化”加剧看病难?

　　爱康国宾集团公司华东区健康事业部主管王苏红表示,公司的预约挂号服务与号贩子行为有本质区别,是便民利民的好措施。目前,公司仅在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就发展了2000余名预约卡客户,极大节约了客户的挂号和就诊时间,帮助缓解了挂号难和看病难,并能有效遏制号贩子投机行为,更加高效合理配置紧缺资源。她说,公司收费是因为要为此进行网络等预约服务设施的建设。

　　当被问及这是否会加剧普通百姓排队“挂号难”时,王苏红说:“每个专家每天接诊也就二三十人,即便全留给排队的也不够呀,还不如通过预约方便百姓,有时间的排队,没时间的就花钱买卡预约。”

　　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院办主任孙新说:“很多求医者从河北、山东等地赶来,知名专家号十分抢手。很多求医者从前一天傍晚就开始在门口排队,有人甚至花高价雇人排队,第二天发号时为争号而打架的事时有发生,经常需要民警过来解决。”通过引入第三方机构推行预约挂号,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医院压力,方便了求医者,医院并没有从中获利。

　　然而更多人却对这种商业化操作表示质疑。市民吴旭说,公立医院专家号是稀缺优质公共资源,公司每天截流部分号源,是方便了部分求医者,但势必造成排队号源减少和普通百姓挂号“难上加难”,显然有失公平,可以说是把屡禁不绝的号贩子“合法化”“集团化”了。

　　“更可气的是,花钱预约的求医者就诊还可插队。”市民林小姐说:“普通百姓辛辛苦苦排几个钟头队也未必看得上病,‘挂号公司’客户却可享受‘便捷优先’待遇,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就诊公平性何在?”

　　解决医患供需矛盾路在何方

　　有专家认为,公司与医院合作推行有偿“约号”并提供优先就诊,无疑加剧普通百姓看病难,造成稀缺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不公。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蔡声霞说,公立医院是国家医疗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长期享受政策、财政、人才倾斜,其医疗资源应属于公共资源,公平性十分重要。如果真想让预约挂号成为便民之举,应在政府加大投入基础上由卫生部门和医院免费提供,而不是引进第三方商业公司推行有偿“约号”,人为安插一道多掏百姓口袋的程序。

　　实际上,号贩子屡禁不绝,“挂号公司”纷纷出现的背后,是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和结构性失衡的深层次矛盾。

　　“预约挂号商业化,还暴露出近年来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和公平性降低问题。”天津市社科院舆情所副所长陈悦生认为,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公立医院大量经费支出必须靠自我创收,一些公立医院开始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出现公益性淡化、公平性削弱的问题。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刘元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