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柳宗元下放永州，去山旮旯里瞎逛，瞧中了一块地皮，想买下来，问原主多少钱能卖。原主说：“这块地偏僻得很，一直没人出价，您想要，掏四百文就行了。”柳宗元很高兴，当即成交。再后来，柳宗元写《永州八记》，专门提到这件事，还发了一些感慨。他说：那么好的一块地，要是放到长安，肯定很多人争着买，买家们你一千我一万往上加价，打破头也未必抢得到。可是在这深山老林，谁见它谁摇头。

　　现在，一线城市地价虽然下挫，每平方米仍能拍到两千元以上；而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县城，最繁华地段也不过只有三百元一平方米。如果土地拥有思想的话，那么我这里的土地肯定会抱怨自己生错了地方，并对大城市的土地充满羡慕。不仅土地，房子也是如此。土地和房子发发牢骚倒无所谓，关键是它们的主人也会发牢骚。例如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和西部小城镇的农民，他们的拆迁费也是不同的，这不公平。

　　如果公平的含义就是指发展机会均等的话，那么上述现象实在是极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又是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等不可抗因素造成的，凭借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所以要想取得公平，只能靠税收来调节。

　　柳宗元的时代没有增值税和所得税，但是有“折亩”的做法，就是在征税的时候，把区位不好、价格不高的一亩土地折成半亩，把区位绝佳、价格暴涨的一亩土地折成两亩，这样一来，位于山旮旯的不动产可以少缴税，位于闹市区的不动产必须多缴税。

　　但是仔细计算就会发现，不管是过去的“折亩”，还是现在的多个税种与累进税率，都不能让不公平完全消除。除非不动产自身可以移动：哪里价格最高，补偿款最多，它们就向哪里迁徙。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