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国》拍摄了南京的哪些镜头，为什么会是这些地方

　　●这位意大利著名电影艺术家究竟想拍什么

　　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除了几部革命样板戏，中国通过电影留给我们的记忆差不多是空白。

　　就在那个年代，1972年5月13日，一支意大利电影摄制组顺利到达中国，先后在北京、河南林县、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取景，拍摄了一部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纪录片《中国》。虽然在那个特殊年代，影片没在国内公映，但围绕这部影片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看过的、没看过的，所有的人都旗帜鲜明地一起批判这部电影和它的导演……

　　电影《中国》到底讲述了什么，以致引起如此巨大的愤怒？

　　一位外国导演与一部“反华电影”

　　1972年，来中国的那年，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已60岁。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以当时的大环境而言，国外摄影组能来中国拍摄并非易事，而此摄影组却有着难以想象的“特权”——是外交部特批来的。

　　来者即是客，摄影组自然受到了中国方面的礼遇。一个中国小组负责接待，这个小组在整个拍摄期间都跟随左右，小组成员包括政治负责人、电影专家等。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先后辗转北京、河南林县、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取景，南京也成为重要拍摄地。《中国》拍摄时间长达一个月零两天，所用的16毫米彩色片近九万英尺。

　　意大利导演拍摄的《中国》究竟什么样？在长达一年的等待中，《中国》始终没能在国内公映。1974年前后全国一下子掀起了对《中国》的大批判。《中国》被定性为“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一位意大利来的客人瞬间变成了一名“反动分子”。而电影中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一段镜头“收获”了最多的批判。“拍摄大桥全景时，晃晃悠悠，降低了大桥的高度，没有拍出威严，镜头一转竟拍到了晾晒的裤子……”

　　神秘的《中国》究竟拍摄了什么

　　2004年12月4日，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映”，《中国》第一次在国内上映。这场迟到的公映，让人们真正见到了这部电影的真面目。那泛黄的胶片里涌动着真切的影像，灰绿小褂、解放装、黑布鞋、姑娘们羞涩的面容和粗粗的长辫，勾起了过来人对那个年代的回忆。

　　如今不论在百度上还是在谷歌上搜索“安东尼奥尼的《中国》”，都能找到这部当年被严禁传播的电影，这是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共分三个部分。

　　拍摄从北京开始：童声中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上等着和天安门合影的年轻人，行走的普通市民，专心练太极拳的老人等；接下来，影片中的镜头切换到了河南林县的红旗渠，还有河南的集体农庄；再接着，是苏州、南京和上海。

　　在影片中，展示了一段对产妇针灸麻醉，然后进行剖宫产手术的全过程，让人印象深刻——从医生将长长的银针插入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过程很详细。

　　而长江大桥的出现，让人们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南京。纪录片给了南京整整22分钟的镜头，摄影师随意地跟拍，记录着当时人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镜头里的人脸上显露着疑惑、好奇、羞涩、甚至戒备，一切都那么自然。

　　南京的五老村、长江大桥入镜头

　　细细看影片中关于南京的片段，不难发现，最多的镜头给了五老村：小学门口的学生们整齐划一地排队行走；诊所里的医生在给病人看病；幼儿园天真可爱的孩子在表演节目，跳舞、唱歌、耍红缨枪……

　　而曾经让国人骄傲无比的长江大桥，在电影镜头中只有一个远远的截面。

　　影片的解说是意大利语的，大致是这样描述南京的：

　　“南京曾是一个灯红酒绿的首都，是辉煌的明朝的执政地，现在它是一个工商中心。在内战和解放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最令南京人骄傲的也许是他们的学校，每个区都有幼儿园，掌管在革命委员会的手中。中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一半人口的年龄不到20岁。但孩子是最受关爱的，他们从小就接受集体生活的教育。他们安静、听话，一点都不任性。”

　　从电影拍摄的内容来看，应该说是忠实地记录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看似普通的影片，从一开始拍摄，就饱受争议，在拍摄中，“刁钻”的导演安东尼奥尼也屡次给接待人员“出难题”。

　　安东尼奥尼在南京还想拍军事演习和监狱

　　1972年，那年是崔岩来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的第三年，31岁的崔岩是英语翻译。

　　在崔岩的记忆中，在他负责接待工作的生涯中，安东尼奥尼是唯一一位以外籍导演的身份受到接待的，无疑也是一位“最难缠”的外宾。

　　安东尼奥尼是1972年6月1日上午到达南京的。而这之前，江苏省外事办已经收到外交部发来的函，其中就提到了安东尼奥尼在北京和林县拍摄时喜欢自作主张，安排好的节目不拍，没安排好的硬要拍。

　　接到函以后，省外事办特意为安东尼奥尼一行制作了一份日程表。大致内容是：6月1日上午73次火车9：36车站迎接；下午游玄武湖、市容；晚上便宴，观看红小兵的演出。6月2日上午下午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晚上观看长江大桥夜景。6月3日上午游览中山陵；下午参观紫金山天文台（预备鲁迅中学）。6月4日上午45次火车8：37送走。

　　接待的情景，崔岩记得对方是一行七人（注：其中电影摄制组成员共4位），由北京的张文润陪同，“60岁的安东尼奥尼略显老态，中等身材，穿着休闲，话不多。”

　　没想到的是，在6月1日看完日程后，安东尼奥尼眉头紧锁，居然提出要拍军事演习和监狱。当崔岩把这些翻译给在场接待人员时，大家面面相觑，“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不开放的单位是绝对不允许拍摄的。”

　　在经过一番讨论后，定下的初步拍摄对象是：市容、玄武湖、长江大桥、中山陵、天文台和红小兵的演出。而陪同人员除了崔岩，还有广播事业局的陆更生、钱惠民，保卫组的张振祥。

　　“五老村”为何成了南京的主角

　　崔岩记得安东尼奥尼当天下午本要求去看市容。从双门楼宾馆出发，到新街口、三山街、反帝北路（太平北路），一直行进到五老村附近，崔岩向安东尼奥尼介绍说：“解放前是个贫民窟，而现在是南京的模范社区。”这似乎一下子激起了安东尼奥尼的兴趣，他要求马上下车去拍。

　　当时五老村街道是南京的开放单位，因为卫生工作做得好，1952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甲等模范单位，荣获毛泽东亲笔题词的一面锦旗，周恩来、陈毅还曾到此参观，先后接待了不少外宾。事前考虑到安东尼奥尼会看居民区，外事办早就打过招呼，让五老村街道做了准备。没想到他真来了兴趣，中了崔岩他们的下怀。

　　高鼻梁的安东尼奥尼进入社区后，身后跟了一群看热闹的“追随者”，大家说笑着、议论着。

　　崔岩观察到，尽管一路上街道接待人员滔滔不绝地介绍，他不停地翻译，可安东尼奥尼却有些漫不经心。突然，安东尼奥尼对路边的几个姑娘产生了“兴趣”。那几个女孩都是蓝灰小褂，穿着略显土气，面对意大利导演犀利的目光，个个都羞红了脸。崔岩只得特意上去打了声招呼，“同志，这是意大利的外宾，来拍摄关于南京的纪录片，配合一下。”姑娘们这才微笑着答应了。

　　五老村小学里的学生、诊所，还有五老村幼儿园都是在那时拍摄的，长达一天的时间。“他几乎没有和拍摄的人交流过，也从没停下教他们怎么做、如何做。几乎是随意、随性、最自然的记录。”

　　船厂内晾晒的裤子遭偷拍、红小兵表演“流产”

　　当天，安东尼奥尼似乎对长江大桥兴趣并不大，介绍情况时，已经显得很不耐烦。原本计划要拍摄一天的长江大桥，不到半天就草草收尾。

　　崔岩当时介绍得十分卖力。“原本这里是天堑，分割了南北，造起这座大桥很不容易，钢材都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陪同人员的意思很明了，希望安东尼奥尼能多给些镜头，从正面拍摄。可他却吊起了长长的摇杆，当时的陪同人员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直到后来批判时，才知道长江大桥那段出现了晾晒的衣服。崔岩这才恍然大悟。“估计当时这镜头就是摇杆伸到船厂拍摄到的。”

　　而红小兵的演出曾经也是铁板钉钉的拍摄内容，那时的红小兵也就是后来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前身，挑选出的孩子都是精英。在观看了孩子们卖力的演出后，安东尼奥尼向崔岩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孩子的演出似乎太一板一眼了，能否让孩子多发挥点天性，自然一些。”

　　安东尼奥尼又说，拍摄的片子一看就是给外国人看的，是否可以改到草坪上，或是到红小兵所在的学校演出。崔岩把这句话翻译给接待组负责人王伦之，王伦之思虑再三后说：“红小兵不是一个学校的，这样做有点困难，在草坪上演，灯光也不好办。”

　　安东尼奥尼接着又提出，能否用红布把大厅周围的墙遮起来。王伦之的头显然有点大了，“这样做有困难。”两人的谈话中有些僵持不下的意思。王伦之最后询问时是这样说的，“条件就是这样了，是否接着拍摄？”安东尼奥尼斩钉截铁地说不拍了，就这样取消了拍摄红小兵的项目。

　　两架摄影机同时拍，其中一架作假

　　安东尼奥尼话虽不多，但他对崔岩提得最多的要求是，“我们不要人陪，你们派个司机带着我们到处兜兜就可以了。”可在当时，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崔岩每天陪同拍摄后，还要和其他陪同人员一起向外事办的主任汇报一天的情况，“例如外宾一天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态度如何，等等。”

　　“陪同人员发现安东尼奥尼其实早已洞察到他身边有保卫组的人员。几次和小张（张振祥）有过争执，说他是便衣。监视他们拍摄。”崔岩坦言，事实上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像安东尼奥尼这样的重点外宾是要“保护”的，包括他所住的房间周围都有人员守着。

　　于是这个固执有主见的老人，有时候还会耍耍小脾气，有一次索性就不拍了。他对崔岩说：“崔同志，你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我今天也不出去了。”可当崔岩回到办公室没多久，就接到了保卫组陪同人员张振祥的电话。“他们又出去了。”当崔岩赶到宾馆时，安东尼奥尼一行人早已悄悄跑到双门楼附近的一个小菜场拍摄去了，和他们玩起了“捉迷藏”。

　　安东尼奥尼也有“招”，在后来的拍摄中，他们竟然拿出了两部摄影机。一天下午，安东尼奥尼要求乘车出去转转，南京方面认为解放广场比较整齐，就安排他们去了。但他们到达解放广场后即直奔中山桥，在桥下南北各设了一架摄影机。“当时我们有些懵了。”不懂得摄像的陪同人员左瞧右看，不晓得他们究竟拍了些什么。

　　后来崔岩才知道，桥北这架是假动作，以便转移群众视线。桥南这架大肆拍摄行人和上坡板车，并装上长镜头朝中山码头方向拍摄。

　　其实他想拍摄的是中国的人

　　在四天的接待工作中，崔岩发现了这么一点，安东尼奥尼对于所安排的南京名胜古迹并不感兴趣。而6月3日下午，从建宁路到中央门的路上，安东尼奥尼却如获至宝般地发现了路旁一个摆茶摊的老太。在他的要求下，崔岩下车去问了老太。“对于什么是拍摄老太都不清楚。她只是摆手。”安东尼奥尼这才作罢。

　　在鼓楼广场时，是他随意捕捉人物最好的时候。当时来往的车辆行人很多，安东尼奥尼尽情拍着环卫工人、公交车，尤其对拉板车的老人产生了兴趣。

　　崔岩说，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南京方面想让安东尼奥尼拍摄南京的新风貌、伟大的建筑和名胜古迹，而他偏爱钻小巷子，偏爱拍摄那些最普通的市民、穷苦的茶摊老太、拉板车的老人，等等。

　　可到今天，崔岩想起当时的拍摄情景倒是很能理解。“他要反映的不是中国，而是要反映中国人，他们是怎样生活和劳动的。是一种写实的拍摄手法。”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沈晓伟 赵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