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在那个特殊年代，安氏为何能顺利进入中国进行拍摄
●影片遭禁究竟是不同文化的冲突，还是别有用心
●《中国》被批判后，安氏遭遇了怎样的尴尬和误解
2007年
7月30日晚，94岁高龄的安东尼奥尼在罗马家中去世。2007年11月，意大利首次公开发行了《中国》的DVD。
在安氏最后22年的时光中，他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幸运的是，当年陪同他来中国的女助手恩里卡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如果说，当年的中国之行，安氏在事业上遭遇了一片非议之声，在爱情上，则收获了满分……
来华前，使馆曾对安氏“摸底”调查
安东尼奥尼堪称大器晚成。1960年，48岁的他终凭《奇遇》在全球声名鹊起。此后整整一个60年代，也正是安氏的黄金时代，多部撼世之作相继问世：1961年的《夜》及 1962的《蚀》，与此前的《奇遇》组成了电影史上有名的“人类情感三部曲”；1964年的《红色沙漠》，被影评家们评价为人类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片；1966年的《春光乍现》（又译《放大》）又再次轰动影坛，为他赢得第三个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1972年，刚刚走过巅峰期的安东尼奥尼，已到花甲之年。此时他接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到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这显然不是一趟简单的旅行。
在江苏省档案馆，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当年关于这趟中国之行的相关记录。资料显示，在这项拍摄计划正式运行前，中国与意大利已为此酝酿了一年。
中意于1970年底建交。第二年，意大利电视台就以促进“两国电视台交流合作”为理由，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前来拍摄纪录片的构想。意大利电视台为什么会想起来拍这样一部电影？关于这个问题，记者特地询问了意大利现驻中国大使馆的巴德妮女士。巴德妮告诉记者，在当时的意大利，中国是比较受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左派”人士，对中国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值得学习的对象，也正是他们的好感促成了这次拍摄。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中国政府对意大利的请求予以了批准。记者还从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了解到，在那个特定年代，外国媒体工作者想进入中国绝非易事：他必须通过相关的审查。在安东尼奥尼来华前，中方并无例外地派出当时使馆的工作人员前去调查他的背景。结论是：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华言论，他还对中国怀有好感。这使中方颇为满意。很快，1972年初，在周恩来的首肯下，中国外交部和广电部发出批文，正式邀请安氏访华。同年4月，安东尼奥尼踏上了这趟中国之行，拍摄了这部他一生中最富争议的作品。
迥异视角下的掌声与责难
1973年1月，长达3个小时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罗马举行了首映。该片在西方再次引发了“安氏热潮”：美国广播公司当即花25万美金的高价买去全美播映版权，在法国则创下了连续播放6个月的纪录，还入选了美国当年的“十佳纪录片”。
而作为影片的表现主体，中国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指责。当这部片子引入中国，人们惊讶而愤怒地发现，令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建设成就或退居配角，或干脆沦为陪衬。而这恰恰是中方计划中的绝对“主角”。这随后也成为当时中国人批判安东尼奥尼影片的核心主题之一。
同样一部电影，东西方对它的评价怎么会形成如此大的反差？
在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杨弋枢博士看来，《中国》当时在国内未获得认同，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那个年代的中国片子，只有一种拍摄角度，一个引导方向，那就是‘高、大、全’。唯独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一种日常的、真实的中国。但这种视角显得太真实了，跟当时的其他片子反差太大，这反而让中国人觉得难以接受。”
安东尼奥尼被写进了中国童谣
一年后，中国政府正式对《中国》展开严厉批判。当年意大利摄制组来到南京时，作为江苏省外事办的翻译人员，崔岩全程陪同。他向记者表示，当年的那场批判至今记忆犹新。“在1974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以下简称《批判》）打响了批判的头炮，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这场批判运动的‘总纲’。”这个代表官方立场的评论文章，用国内样板戏中“高、大、全”和“假、大、空”的标准，对安氏进行了严苛的审视，“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
安东尼奥尼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此情此景，巴德妮现在还有深刻印象。1974年，她正好前来中国留学。当时她惊讶地发现，这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部片子。大家都在批判它，可亲眼看过的寥寥无几”。声势浩大的批判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仅在2月和3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批判安氏的各类文章就被出版成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
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被编入儿歌：“红小兵，志气高， 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拍完《中国》后，安氏三年没有作品问世
对于来自中国的批判，安东尼奥尼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巴德妮告诉记者，她看过一些安氏后来的文章。“他不理解，感到非常委屈。”1973年9月，安东尼奥尼被迫把电影拷贝交给中国。更让他难受的是，意大利的同胞们也为此开始指责他。当《批判》一文发表后，安东尼奥尼随即在意大利受到了攻击。相对于中国一边倒的批判而言，意大利的两大阵营同样让安东尼奥尼焦头烂额：将中国看作是“理想国度”的“左派”认为这部片子没有展现中国应有的理想画面，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污蔑”；而期盼着能拍到“丑陋”内容的“右派”，反而怀疑，片子似乎被安东尼奥尼“美化”“粉饰”过了。结果是两边都不讨好。
“当时我们使馆的外交官在意大利抗议放映这部影片。”说起那一段历史，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记得很清楚。
面对这样的形势，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
在《批判》发表后，安东尼奥尼曾向意大利通讯社安莎社发表了一则声明：“如果说这是对我的影片、我的工作、对影片所反映的那么不同的世界所作出的理解力的批判，那不管这种批判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会受宠若惊，这就是说，一个艰难的工作得到争辩和讨论，这对作者总是有益的。”
此后，当年的摄制组一行4人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继《中国》之后，安氏暂时中止了其他创作。等到下一部作品《职业：记者》问世，已是三年后。他的创作高峰期过早地结束了。《职业：记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历险者和漫游者，充满着怀疑和犹豫的内心写照。“片子以记者为主题，这正与安东尼奥尼到中国采访的身份相吻合。”巴德妮指出，“很显然，这片子与他受到的那些打击，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山水走进了安氏晚年梦境
在晚年，安东尼奥尼依然对中国满怀深情。从刘海平那里，我们得知，晚年的他常常绘画，尤其喜爱山水画。而这些画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有着莫名的相似。这些画后来取名《梦幻山峦》，曾在中国展出。
“安东尼奥尼的好友卡罗·迪卡罗曾告诉我，撒丁岛的一些山峦常让他想起中国。”在刘海平看来，那些梦境般的山峰，代表着安氏心中那份挥散不去的中国情愫。
“作为一位导演，他为中国留下的影像资料弥足珍贵；作为电影界的先锋和前辈，他教给后来的电影人一种观察世界的全新角度和方法。”贾樟柯如此评价安东尼奥尼。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钟晓敏
赵丹丹 见习记者 王凡 沈晓伟
中国之行成了一对忘年恋人的“蜜月之旅”
在作为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导演助理来到中国前，女大学生恩里卡·费科与他相识仅4个月。对安东尼奥尼来说，无论是与恩里卡的爱情，还是这趟中国之行，都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这个年轻聪慧的女学生，比他小了整整40岁。
对于当年的恩里卡，崔岩印象颇深。“当时摄制组总共有4人，作为唯一的一个女孩子，她看上去非常的年轻。”他透露说，安东尼奥尼与她举止亲昵，大家都看出来他们是情侣。
2004年9月11日，中国导演刘海平幸运地成了第一位采访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人。在他面前，安氏夫妇再次重温了那段历史。刘海平告诉记者，尽管那已是32年前的往事，但安氏夫妇都显得激动不已。恩里卡说，她的母亲甚至将那趟旅行看作两人的“蜜月之旅”。
恩里卡告诉刘海平，她最初对这段感情并没有明确的打算：“我那时年轻，漂亮，花枝招展。而他是个大导演，我不想和他在一起。我甚至不想呆在罗马，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但中国之行，加深了他们彼此的了解和感情，也加速了他们的爱情之旅。
1985年，安东尼奥尼中风，从此终日与轮椅相伴，并且几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在这种无奈的“失语”状态下，恩里卡不但精心负责起他的起居，甚至还成了他与外界沟通的媒介。
1986年，恩里卡与安东尼奥尼正式结为夫妻。2000年，在恩里卡的照顾下，88岁高龄的安东尼奥尼甚至还与另外两位著名导演合作了一部三段式电影《爱神》，导演其中之一就是王家卫。
导演贾樟柯：他教会我怎么跟空间交谈
2004年11月，在北京电影学院，由意大利驻华使馆主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如期举行，其中包括迟到了32年的《中国》首映。杨弋枢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影展策划人卡罗·迪卡罗给大家带来了安东尼奥尼的问候。“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他巨大的满足，让他感到了彻底的安心。”
而此前，在中国难以找到《中国》的完整版本。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的另一位工作人员汤荻女士告诉记者，曾有中国导演专程到大使馆寻找这部片子，为的是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如今，这部昔日“禁片”在中国年轻导演们眼中得到全新解读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刘海平就认为：“这对中国纪录片从业者有着启蒙的作用。包括我认识的很多导演在内，大家或多或少受到了安东尼奥尼的影响。其中，上世纪60年代生人居多，而他们现在已是中国纪录片的中坚力量。”
正忙于为新片《二十四城记》做宣传的贾樟柯，一听到“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立马抽出时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最早接触到安东尼奥尼，还是在筹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当时，他发现很多学术著作上都提到了这位电影大师，可惜很难有机会看到他的电影。直到后来在学校，他才得以亲眼看到那些“传说中的电影”。
而说到自己最大的收获，贾樟柯不假思索地说，“他教会我怎么跟空间交谈”。当时在学校的港台图书阅览室，他找到一本安东尼奥尼所著的学术书籍。书里提到一段关于空间的理解：安东尼奥尼说自己每次在拍摄前，都会沉浸到一个空间里十分钟，与它交谈。
“空间又不是一个人，这‘交谈’究竟指什么？”贾樟柯说，自己当时一直为此疑惑不已。直到一年后，他在拍摄一场澡堂戏时，才豁然开朗。“当时现场雾气朦胧，我隐隐约约看到一些空荡荡的床，斑驳的墙壁……突然顿悟到，现场这个空间，正充满着前人留下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