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上海滩有两个很出名的七小姐，一个是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另一个是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两个七小姐是亲戚——孙用蕃是盛爱颐的嫂子(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的夫人孙用慧是孙用蕃的姐姐)，还是张爱玲的后母。

　　盛爱颐是盛府的当家人庄夫人的亲生女儿，其父去世时她才16岁，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的胞兄盛老四(即盛恩颐)时任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在上海滩各路朋友很多，整天忙在外面，盛爱颐则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朝夕陪伴在侧。庄夫人外出应酬或是打牌，七小姐是当然的“保镖”。庄夫人若是有什么个人私密的事情，多半也是由她出面周旋，故不到20岁就见多识广，伶牙俐齿，以“盛七”闻名上海滩。

　　当时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由其大姐宋霭龄引荐，当上了盛老四的英文秘书，因为宋霭龄原先当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与盛家上下都熟。盛老四因社交活动繁多，几乎白天黑夜颠倒着过日子，住在老公馆时差不多睡到中午才起床，而宋子文的作风是西洋一套，按着钟点来盛府汇报工作，见主人迟迟未起身，只得在客厅里等候。庄夫人和七小姐看不过去，时而出来招呼一下，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近盛七小姐。

　　宋子文举止谈吐儒雅得体，办事雷厉风行从不误事，很快赢得了盛家人的信任。不久，他不仅主动担任了七小姐的英语教师，还经常向她讲述大洋彼岸的异国风光及风土人情，尽可能地展示他的博学和才识。七小姐未出过国，经不住他的“唬”，那颗高傲的心，渐渐向他靠拢了。

　　可是事情并非像宋子文想得那么简单。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起初也觉得小伙子人长得不错，又是留洋回来，两个年轻人似很投缘，也就颇有些心动，但对宋子文的家庭尚不十分了解，于是请家中大管家李朴臣去打听。李朴臣回来禀报说:“宋家是广东人，信基督教的，他父亲是教堂里拉洋琴的。盛宫保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门不当户不对的，庄夫人不同意了。 于是盛老四一个命令就把这个小秘书给踢开，把他调到武汉，当个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的会计处科长。宋子文明知是调虎离山计，碍于体面，还是前去干了几天，不久就返回了上海。

　　1923年2月，广州陈炯明兵变被平定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宋子文由其姐引荐，被孙中山起用，从而步入政坛。当时孙中山先生一封封电报催其南下，宋子文认为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但他放心不下七小姐，于是力劝一起赴广州。要离开母亲，这对一个从小生活优裕的千金小姐来说，确是一道难题。

　　七小姐思前想后，还是离不开母亲，离不开盛公馆这个超级大宅门。最后掏出一把金叶子(金质的树叶造型的礼金)交给宋子文。金叶子是当时上流社会送人的礼金，比直接送人钞票要高雅些。她知道宋子文没有钱，是送他作路费的。宋子文很失望，其实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他握着金叶子表示，这些就算是借的。 宋子文一去就是好几年。孙中山先生先是要他筹办中央银行，后出任行长，还担任了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宋子文回到上海，那时盛家的老太太庄夫人已经去世，按说当年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他原本可以跟七小姐叙叙旧的。可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正闹宁汉分裂，宋子文处于一个尴尬的政治夹缝之中，他先是去了武汉，最后还是倒向了南京。1930年当他再次回到上海时，已是“使君有妇”，带了张乐怡夫人出入公开场合了。

　　抗战胜利之后，抗战期间大批到大后方去的人又大批回沪，盛家的兄弟姐妹也团聚了。他们常在盛老五(盛重颐)的淮海中路大花园中聚餐、喝茶，或是打牌。有一天七小姐接到电话，再次来到盛老五的花园喝茶，想不到走进客厅，宋子文也在场。 想必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盛家兄嫂就热心地安排了这次活动，因为担心七小姐知道了不肯来，事先并未告知实情。看到七小姐走进来，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我才不跟他啰唆呢！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何必再去惹麻烦，况且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这个故事在盛家代代相传，最后就权当一个笑话了。 来源 北京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