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魅力来自何处，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

　　[上期回顾]

　　继父罗罗相信，一个人的力量可以从他的食物中攫取得到：他承诺说，将来有一天，他会给我们带回来一块老虎肉。在我的成长中，他教给我很多生存规则。而他本人，则因为在国内际遇不如意，整个人变得郁郁寡欢，对我母亲也越来越疏远。

　　母亲和罗罗的分歧越来越严重

　　“权力”这个词就像诅咒一样烙在我母亲的心上。在美国，权力在表面上仍然是隐藏着的，除非你深入地挖掘；除非你拜访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或者和一个信任你的黑人交谈，你才能感觉到。但是在这里，权力是毫不掩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它赤裸裸地存在着，一直活生生地存在于记忆中。权力已经把罗罗带走了，把他拽进了他以为已经逃脱的世界里，让他觉察到它的分量，让他明白他的生命不仅仅是他自己的。那就是事实；你无法改变，你只能在规则下生活，一旦你明白了就是这么简单。罗罗已经可以和权力和平共处了，懂得了遗忘的智慧；就像他的妹夫那样，在一个国有石油公司当高管，赚取了几百万；就像另一个兄弟曾试过的那样，只是他失策了，现在沦落到不论什么时候过来拜访，总会偷走几件银器，然后把它们卖掉去换一些散烟。

　　她记得，曾经有一次她无休止的问题终于让罗罗生气时，他告诉她的话。“内疚是一种只有外国人才能拥有的奢侈，”他说道，“它就像随意地说出你脑中突然出现的想法。”她不知道失去一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知道醒来后她感觉胃部很疼痛是什么感觉。她不知道通往安全的道路会是多么拥挤险恶。稍不留神，人们就容易跌倒、后退。

　　当然，他是对的。她是一个外国人、中产阶级和一个白人，不管她是否愿意接受，她都被她的遗传所保护着。如果事情变得一团糟，那么她随时可以离开。这种可能性抹杀了她可能对罗罗说出的一切；这是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障碍。现在，她看着窗外，看到罗罗和我已经在继续打拳了，在我们站立的地方，草地被踩平了。这个景象让她轻微地发抖，她站起来，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

　　权力正在带走她的儿子。

　　罗罗和母亲离婚后成为朋友

　　回顾以往，我不敢保证那几年罗罗是否完全了解我母亲的经历和感受，为什么他努力工作为她所提供的一切，仅仅只是增加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不是那种会自我反省这些问题的人。相反的，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在我们住在印尼的那段时期，他不断往上高升。借助他妹夫的帮助，他在一家与政府有关联的美国石油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我们搬到了位于更高档的邻近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汽车取代了摩托车，电视机和收音机取代了鳄鱼和猿猴塔塔；罗罗能够在公司俱乐部里请我们吃饭了。有时我会听到他和我母亲在房间里争吵，原因经常是由于我母亲拒绝去参加他公司的晚宴，在那些晚宴上，来自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商人会拍着罗罗的背，吹嘘他们成功地用贿赂取得的新的海面开采权，而他们的妻子会向我母亲抱怨印尼佣人。他会问她，如果他单独前往，其他人会怎么想，提醒她，那些人是她自己国家的人，然后我母亲会近乎尖叫起来：

　　他们不是我的同胞。

　　然而这样的争吵并不频繁；在我妹妹玛雅出生后，在他们分离后直至最终离婚，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罗罗的十年之后，母亲帮他到洛杉矶治疗肝病，那种肝病原本会在他五十一岁时就夺走他的生命，母亲和罗罗之间始终保持着真诚友好的关系。我经历到的紧张气氛，大部分与我母亲对我态度的逐渐变化有关。她本来一直鼓励我尽快适应印度尼西亚：这使我相对自立，在紧张的财务预算下没有太高的要求，相对于其他的美国小孩显得特别有礼貌。她教育我蔑视在国外的美国人身上经常流露出来的无知、傲慢和自大。但是现在她已经明白了，就像罗罗早就知道的那些，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机会和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机会是截然不同的。她清楚她想要让她的孩子站在哪一边。我是一个美国人，她决定了，我真实的生活并不在这里。

　　现在她得付出加倍的努力了。一个星期中有五天的时间，她都会在早晨四点就走进我的房间，强迫我吃早餐，开始教我三小时的英文，然后我去上学，她去上班。我强硬地抵制这种制度，但是不管我编造了什么样的理由，不管是对于不足信的（“我胃疼”）或者确切是真的（我的眼皮每五分钟就耷拉下来了），她都会耐心地用她那最有力的话反驳：“小鬼，这对我来说同样也不是去野餐。”

　　母亲把那些了不起的黑人介绍给我

　　还有一段时间我的安全问题让人忧心。我记得有一天，天黑后回到家，我发现一大群由邻居组成的搜寻队伍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母亲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她看到我以后顿感宽慰了，几分钟后，她才注意到一只潮湿的袜子，沾满了泥土，包在我的前臂上。

　　“怎么回事？”

　　“什么？”

　　“那个。为什么你用袜子包着手臂？”

　　“自己不小心，被划到了。”

　　“让我看看。”

　　“一点都不严重。”

　　“巴里。让我看看。”

　　我解开袜子，一道长长的伤口从我的手腕延伸到手肘。险些伤到静脉了，伤口很深，粉色的肉翻了出来。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和一个朋友跑到他家的农场，后来却下雨了，农场是个非常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方，很可怕，农场的四周围着尖锐的铁丝网，然后……

　　当她想起罗罗建议等到早上再送我去缝合伤口，想起她不得不严词厉色地要求我们那个唯一有汽车的邻居送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她的语调稍微有些变化。她还记得，我们到达时那个医院大部分的灯都熄灭了，看不见一个接待的人；她回想起她狂乱的脚步声回荡在走廊里，直到最后终于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找到两个穿着拳击短裤正玩着多米诺的年轻人。当她问他们医生在哪里时，他们欢快地回答“我们就是医生”，然后继续他们的游戏。游戏结束后他们才穿上裤子，给我缝了二十针，在我身上留下了一条丑陋的伤疤。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心头的最大感受就是，在她没有照看到的时候，她孩子的生命可能就会消逝，而她周边的每个人都忙于生存而忽略了这件事——她一直是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但是她身边没有人相信能与险恶的命运相抗争。

　　我现在意识到，那些问题不像学校课本或者护理治疗那样有形，而那些无形的东西却成为她对我的教育的核心。“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告诉我说，“你需要具有一些价值观。”

　　似乎是由于旅行了大半个地球，远离了原来熟悉环境中的骄矜和伪善，我母亲终于可以把她那中西部人所拥有的美德纯净地呈现出来。问题是并没有什么人支持她；不管什么时候当她把我拉到一边，解说这些事情，我总是顺从地点头赞同，但是她肯定知道，她的许多想法似乎都是不切实际的。

　　她越来越频繁地向我讲述起父亲的往事。

　　渐渐的，她带给我更多与黑人有关的信息。她会带着有关民权运动的书籍、黑人歌手玛哈莉娅·杰克森的歌曲或者金博士的演讲稿回家。当她告诉我那些南部学校的孩子们只能读从富有的白人学校里传出来的书，却仍然能成为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时，我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学习而感到羞愧。如果我告诉她，我们印尼童子军队伍在总统面前表演踢正步，她会提到另一种不同的游行，那些孩子们与我年纪不相上下，他们为了自由而游行。每一个黑人男子都是索古德·马歇尔或者西德尼·波蒂埃；每一个黑人女子都是法尼·罗·哈默或者莱娜·霍恩。作为一个黑人，我继承了一笔伟大遗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只有我们才强壮得能背负起这个光荣的重担。

　　我们要有风度地承担起这个重担。不只一次，我母亲都说：“哈利·贝拉方特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看的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