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胡小石

　　陈独秀1937年春在老虎桥监狱中留影

　　卷轴上有陈独秀、胡小石、陈中凡、黄粹伯四位国学大师的墨宝

　　通常来说，一家博物馆会藏有一两件“镇馆之宝”，一家大型图书馆会藏有“镇馆之宝”，但您听过一所大学的院系竟也藏有“镇系之宝”吗？目前，南京大学中文系就深藏着这么一件罕见的“镇系之宝”。

　　南京大学中文系学风优良，英才辈出，师生之间经常就学术问题进行热烈探讨，甚至展开激烈的争辩，建系百年来一直有这样的传统，该系的“镇系之宝”据说就是这种优良学风的体现。平时这件宝贝深藏于中文系书院的隐秘处，常人绝不得见。

　　这件“镇系之宝”是何等宝贝

　　记者先是搜集了一些资料，发现对此宝物的介绍少之又少。只是据说学校里曾经来讨要，北京一家博物馆也来要，但中文系都坚决不给。这么抢手的珍宝，更加让人充满了好奇。据记者调查，许多中文系毕业的校友都不知有这么一件宝物。有校友猜测，也许是一部珍贵的古籍？抑或是中文系老前辈程千帆的遗物？偶有校友曾听过有这么一件“镇系之宝”，但从未见其真容。

　　在探访过程中，记者偶然发现，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奚金芳副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中文系的“镇系之宝”是“一帧世罕其匹的条幅”，事情似乎有了一些眉目。

　　2009年1月6日，记者专程来到奚金芳老师家中。据奚金芳介绍，“镇系之宝”根本不是什么古籍，与程千帆也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中文系一位老教授珍藏多年的一幅名人书法。奚金芳说，“我本人一直是江苏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分会的成员，也正因研究方向的缘故，我才知道中文系有这么一件宝物，那其实正是陈独秀的一幅书法作品。”

　　四位大师为何同书一幅墨宝

　　众所周知，陈独秀是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卓越的思想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书法在当时也是一绝。陈独秀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于南京的老虎桥监狱，在南京监狱中生活达五年之久。因为陈独秀当时声名赫赫，书法出众，许多好友与各界名流纷纷到狱中探望，许多人向他索要书法。陈独秀也不推辞，凡求必应。

　　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陈独秀的墨宝毁的毁烧的烧，今日遗留在世的已经不多了。南大中文系所藏的如果确为陈独秀的真迹，那倒确实是一件宝物。

　　随后，记者又尝试着向南大中文系进行核实。在电话中，文学院党委书记姚松稍微顿了一下，看来是有些犹豫，但随后还是“老实交代”了，“不错，中文系确实有这么一件宝贝，是陈独秀的真迹。”

　　当记者告知是陈独秀研究分会的奚金芳老师介绍的，姚书记半开玩笑地嗔怒道，“她可真是一个好事之徒，把我们的宝贝都出卖了。”

　　但是，记者的心头也一直存着一个疑问，因为陈独秀当时留下了不少墨迹，即使毁掉了一大批，也应还有少量存世。南大中文系所藏的即使确为陈独秀的真迹，也并非珍贵到绝世宝物的地步，奚金芳女士用“世罕其匹”来形容是否有些名过其实？

　　对此，姚松书记颇为自豪地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我们所藏的并不是陈独秀简单的书法字迹，而是他亲手书写的一封信件，你说这是不是珍贵的文物？另外，除了陈独秀的字迹，另有三位大家学人都在这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墨迹，分别是胡小石、陈中凡与黄粹伯。”

　　原来如此，这下，记者也不由得开始惊叹起来！另三位学者每一位的名字提起来也都是如雷贯耳，都是学林中大师级的人物。其中胡小石是原南大中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当时名闻学林，书法也是一绝，陈中凡教授也是中文系老一辈的大师级学者，行楷造诣非凡。黄粹伯教授则是南大中文系研究小学（文字、音韵学）的前辈人物，正楷字出类拔萃！如果这四人能在一幅纸卷上留下墨宝，那确实就是“世罕其匹”，弥足珍贵了。

　　身陷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与黄粹伯结成忘年交

　　按照奚金芳老师的提法，是四位大师学者在一幅卷面上分别留下字迹，因此这宝贝可命名为“群英荟萃，四美毕具”。这不禁令人疑问，四人何故要在同一卷面上同时留下字迹？传统文人们都喜欢舞文弄墨，难道几位大师是想在书法上较出个高下？这字幅后面究竟存有哪些非凡的故事？姚松书记含糊地说，“他们并不是同时题字，而是有先后顺序的。具体的故事，我也说不好，给你介绍另一位知情的教授吧。”

　　1月7日，经由姚松书记的介绍，记者在南大文科楼拜见了中文系的徐兴无教授。徐兴无曾对此字幅的背景与形成经过作过详细的考证，并曾专门写过一篇长文来记述此事。“几位大师是在讨论音韵学。”徐教授语出惊人！

　　看着记者惊讶的样子，徐教授放缓了语气，“说来话长，这事要从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说起。”

　　当年陈独秀被国民党关于老虎桥监狱，但是迫于陈独秀的声望，国民党也不敢把他怎样，相反还对他礼遇有加。陈独秀虽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平时却享受很多特权，比如可以独居一室，可以读书著文，随意地接见亲友等。他在狱中研究的主要是文字音韵学的内容，其间，外面的很多友人、学生经常去看望他，给他送一些典籍、参考资料等。

　　这时，黄粹伯也正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小学研究，作为比陈独秀年轻许多的后辈学人，他对陈独秀的为人非常尊敬，学识上也很推崇，因此也经常去狱中探访陈独秀。虽然黄粹伯当时还是年轻小辈，但其满腹的学识与不凡的见地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由此结成忘年之交，关系日益亲密。

　　黄粹伯对这封信的重视超出常理？

　　1937年，因日寇轰炸南京，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后由武汉入川。1941年，在台静农的帮助下，陈独秀的研究成果《古阴阳入互用例表》得以刊印，陈独秀非常关注学界的反应，随后安排台静农将自己的成果寄送给多位好友学人，如沈尹默、顾颉刚、胡小石、陈中凡等，征求他们的意见。同时他自己也在寻找专家寄赠讨论。

　　“陈独秀为人非常谦和，他在给台静农的书信中说，‘印好后即检一份送于小石，并征求他的批评，我料他必大不以为然也。’说明他非常熟悉老友的个性。”徐兴无这样介绍道，口气中不乏对陈独秀的尊敬。

　　得知黄粹伯也已到了重庆，1942年3月29日，陈独秀专门给黄粹伯写了一封信，共两页，征求其对自己《韵表》的看法。这封书信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帧字幅的主体。

　　收到陈独秀的书信，黄粹伯一直将之带在身边，并带回南京，他平时很少对人讲起，即使是中文系老师也很少知道。

　　谈到此处，徐兴无起身出门，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回到房间，手里拿着一管卷轴，“这就是陈独秀的手笔了，也就是我们的镇系之宝！”记者顿时心生崇敬，特别留意仔细地查看了一下，这果然是一幅青绫裱成的书法卷轴，只见上面有四段不同的笔迹，中间是行草，上方是正楷字，左右两侧则是行楷，右上角是行书。字体笔法各不相同，但无一不透露出书法大家的大气与磅礴。中间的行草是陈独秀的原信，周围胡小石、陈中凡、黄粹伯的字迹分居周边，将陈独秀原信凸显出来，并形成众星捧月的格局，成为“一帧世罕其匹的条幅”。

　　卷轴仿佛一封永远写不完的回信

　　但奇怪的是，最初他带着的只是一封书信，后来黄粹伯为何要兴师动众，将陈独秀的信件悉心装裱起来，还慎重地请人专门题字，也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底。待到1970年黄粹伯去世，这秘密更被他带离了人间，此后多年来更无人能给出合适的解答。

　　直到200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刊印了陈中凡所藏的书信集《清晖山馆友声集》，事情这才有了一些眉目。《清晖山馆友声集》中收了一封黄粹伯在1950年给陈中凡写的信，其中交代了《陈仲甫先生论韵遗墨》立轴的原委，这也是目前唯一可见的关于立轴原因的证据材料。

　　据书信记载，黄粹伯一直对陈独秀心怀崇敬，在1941年底陈独秀的《韵表》刊出后，黄粹伯认为其中“创见甚多”，总想着要“修书申论”，但他还未来得及写文章，陈独秀却先在1942年3月给他写了一封信，征求他对韵表的看法。作为学界晚辈，当时黄粹伯心里非常不安，想着要回一封长信详细探讨，但是当时他刚到重庆不久，在重庆沙坪坝忙于任教与谋生的压力，“形神殊不宁静”，因此打算到了暑假空闲时从容地回信。谁知让他遗憾且痛心的是，收到信两个月后，1942年5月，“中甫之噩耗至矣”，却听说陈独秀已经死了。回信一事竟成无法完成的艰难任务，这给黄粹伯留下了终身遗憾。

　　痛心之余，他一直将陈独秀的书信带在身边，作为纪念，到了1948年，他又将陈独秀的书信以正楷字重新誊写一遍，并请胡小石与陈中凡分别题识，并用青绫装裱成轴，这主要是为了表达对陈独秀的怀念。

　　关于陈独秀书信的内容，主要是想与黄粹伯探讨古汉语音韵学的一些观点。当时学术界“章黄学派”一家独尊，即以章太炎与黄侃的“阴阳对转”为主导观点，但陈独秀却大胆地提出了“三声互用”学说，一时引起巨大争议。南京大学的陈中凡教授在学术上虽为陈独秀的晚辈，且与陈独秀私交甚笃，但他并不一味地附和陈氏的观点，而是本着学术探讨的原则，认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对陈独秀的观点也是颇有微词，并加以质疑，这些内容也都在“四美图”卷轴上的题识中体现出来。不过陈中凡在题识结尾处，则折中地对三人的观点作评价说，“循序推演，后益转精，积薪之势然也。”

　　“除了在学术上进行独立严肃的思考之外，更为人称道的是陈独秀谦虚谨慎的品性，还有陈中凡先生求真务实、敢于直言的优秀品格。这都体现了当时学术界自由健康的学风与进取的精神，让后辈学人津津乐道。”徐兴无感叹地说。

　　珍贵文物曾栖身楼梯拐角杂物堆

　　这幅卷轴作为一段学林佳话的载体与见证，本应得到悉心妥善的保护，但在“文革”期间，却差点被遗失毁灭。所幸最终是有惊无险，还是得以保存下来。

　　回到南京之后，黄粹伯先在南京军政学院学习，后转到南京大学任教，家住南大附近的南秀村。但他并没有把精心裱制的条幅悬于厅堂或居室，从1948年裱成后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任教的南京大学中文系同事也几乎无人知道。

　　但是，不管其本人多么用心珍藏，这卷轴终究还是难逃“文革”一劫，被抄家抄去。据黄粹伯长子黄东迈先生介绍，“‘文革’期间，一些人来我家，将我父亲的许多字画、藏书与这卷轴一起收走了，随后就下落不明。文革结束后，我的父亲得到平反，一些家当又还回来了，但当时却没有这卷轴。”

　　事实上，这卷轴被收走以后，大概造反派和工宣队的人也看不懂这是一幅什么东西，就堆放一边再也无人过问。原南大中文系主任朱家维介绍说，“一个偶然的机会，学校的一名职工突然在图书馆楼梯下的拐角处发现了一个东西，与一些杂物堆放一起，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这正是黄粹伯所藏的卷轴。这名职工后来立即将其交给了学校，中文系又将此物还给了黄家后人。”黄先生逝世十年后，这条幅才侥幸物归原主，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1998年，中文系举办黄粹伯、方光焘两位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黄东迈当时应邀出席了研讨会。黄东迈说，“就在这个会议上，我代表全家将卷轴捐赠给了南大中文系，当时洪银兴先生代表学校接受了捐赠。”

　　目前，这一卷轴作为中文系的“镇系之宝”深藏于书院之中，平时虽不常见人，但一些老教授却经常谈起，老辈学人的情谊令人感动，其中蕴含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着后辈学人。

　　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沈达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