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我的养母，但对我来说，她不是亲娘胜似亲娘。我的童年是不幸的，出生两个来月就离开生母的怀抱，被送了人；我又是幸运的，母亲抱养了我并给了我新的生命和无私的母爱。如今，母亲去世四十七年了，几十年来，母亲的恩情我永远难忘，母亲的教诲我牢记心间。

　　生父母在逃难途中将我送人

　　我出生于1937年12月1日，原本姓李，家住江宁区上坊李家庄村，生父是从湖北孝感逃荒来的贫苦农民，家有七口人。出生十几天，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生母拖儿带女，请人抬着病重的生父连夜逃难，经龙都、秣陵、禄口逃到陶吴，落脚在陶吴街南的一座破庙里。因过度惊吓奔波，生母没了奶水，我也饿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且每日哭闹不停，吵得其他难民无法休息。生父母商量：与其眼睁睁看着我病死饿死，倒不如找个善良的人家送出去，说不定能讨条生路。

　　一天生母到街上米店买米，向店老板谈了将我送人的事，请他帮忙打听找个收养的人家。没几天，热心的店老板就介绍了一对从秣陵逃难来的中年夫妇，他们所生的与我同年同月的男孩，在逃难途中怕给日本兵发现被闷死了，生父母看他们也是本分人家，就把我给了他们，也就是我的张姓养父母。

　　母亲抱走我后另找了新的住处，在替我换穿张家死去的小孩衣服时，发现我呼吸像拉风箱似的，瘦得皮包骨头，皮肤上布满出血点，脱下来的衣服上全是虱子，这才发现我是被叮咬而哭闹不休的。见此情景，母亲一阵心酸，顿生爱怜之心，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发誓要好好待我，不再让我受苦，是母亲让我幸运地活下来。

　　母亲日夜兼程赶回家给我送钱

　　在我的记忆里，十岁以前，我一直在母亲的怀里睡觉，头枕着她的臂膀进入梦乡。十岁以后，母亲才让我单独睡一床被子，头仍和母亲靠在一起。要知道母亲的右手和右腿患有严重的风湿病，那是1937年日本鬼子烧掉我家房子后，母亲在稻田的窝棚里生孩子受风寒落下的。母亲忍着疼痛，让我在她的手臂上享受温暖。

　　有一年春节，家里只有几升米，一分钱都没有。年三十晚上，母亲煎了几个鸡蛋，炒了一盘芹菜，就算过年了。即便这样，母亲总是想尽办法让我吃饱穿暖，平时家里鸡下的蛋除卖之外，总是给我和父亲吃，母亲从来舍不得吃一个。过年过节弄点荤菜，母亲最多吃点头头脚脚。每逢过年，母亲总要千方百计为我做件新衣服，实在没有办法，也要为我做双鞋。

　　家里再难，母亲也不让我受半点委屈。一九五五年暑假毕业，我和其他七十五位同学被国家统分到徐州地区做教育工作，6月同学们都毕业回家做准备工作，我因家庭困难仍留校帮同学补考，7月初才回到家里。此时家里一贫如洗，眼看报到日期临近，我所需的衣被、洗漱用品和路费全无着落。万般无奈之下，我给在二姐处的母亲写了信，母亲接到信后，立即跟二姐筹了二十块钱，日夜兼程往家里赶。当我见到母亲时，竟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扑在她身上哭了起来。几天后，我登上列车，母亲满含热泪并面带微笑地送我上路。

　　在母亲支持下我成为人民教师

　　母亲明白事理，自小她就要求我对人要有礼貌，见人要请教，说：“喊人不蚀本，舌头打个滚”“人走正道，一生牢靠；不走正道，没有好报”“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要我们尽力帮人，不要看不起人、笑话人，这些朴素的话语和道理，让我受用一生。

　　母亲自己目不识丁，却说：“不能再让儿子做睁眼瞎了，再苦再累也要读书识字。种田太辛苦，儿子身体单薄，受不了这个苦。”因此，我七岁就读私塾，八岁开始在秣陵小学读书。解放前，我们村子八十多户人家，只有三个小孩在秣陵小学读书，其中两个是地主的子女，另一个就是我，在村上同龄的穷孩子中我是幸运儿。

　　由于我在小学成绩优秀，顺利考取了中学，但因家里太困难，实在借不到钱，读了不到一学期就被迫辍学了。回到家里，父亲认为这下我是理所当然要种田了，可我读书的愿望越发激烈，根本听不进父亲的意见。正是母亲理解我，尊重我的意愿，做我的坚强后盾，才使我如愿以偿考进了“吃饭不要钱”的师范，成为村上走出的第一个人民教师。

　　母亲还特别教育我要知恩图报，要有感恩的心。她常对我说：“要不是共产党，要不是新社会，你得了这么多严重的病，家里根本无钱医治，人早就没了。”

　　一封来信让我知道自己并非亲生子

　　1956年深秋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封来自南京凤凰山铁矿党委的信。信中人自称姓李，是我的三哥，说我是自小被张姓人家抱养的，张姓父母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十分惊诧，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心想怎么可能呢！要真是抱养的，母亲能那样疼爱我吗？家里那么困难，还能让我上学读书吗？我将信往抽屉里一放，没有理会这事。

　　不久，我又收到来自南京、黑龙江、辽宁等地自称我姐姐、大哥、二哥的信。他们再次谈起这件事，并讲了时间、地点、证人等等。我带着疑惑给母亲写信问及此事，不想母亲很快就回信说确有此事，并说认不认李家由我自己决定。事情被证实，我痛苦万分。母亲却在信中开导我：当初李家将我送人也是迫于无奈，将心比心，哪个母亲舍得骨肉分离，不要怨恨他们。

　　母亲的大度、宽容、善解人意让我无比感动，同时也揪心地痛。母亲回信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担心和顾虑，最大的顾虑是怕我与李家相认后丢下他们老夫妻俩。为了打消母亲的顾虑，李家兄姐轮番写信，登门邀请父母到李家庄做客。我也以实际行动证明我永远姓张，永远是他们的儿子，永远不会丢下他们。母亲的顾虑打消后，经常到李家去玩，两位母亲谈得很投机。母亲不时还烧点荤菜送到凤凰山铁矿给我三哥吃，到后来，母亲反而认为我认李家是件好事。

　　母爱让我战胜病魔

　　1959年，我调回江宁工作，不久父亲去世，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在此后的三年，我乳糜尿未好又患了肺结核、甲肝两种病，原本就差的体质一下子被摧垮了。母亲心疼无比，陪着我奔波城乡到处求医问药，仅在南京铁医附院（现中大医院）、肺结核病院（现胸科医院）、省中医院就分别住院47天，285天，99天。

　　母亲不仅陪着我到处看病，还安慰我不要急，她说：“急是急不好病的，要是能急好，我们大家都坐到床边来陪着你了，病还是要治，要有信心！”三年里，母亲日渐苍老。看着母亲稀疏的白发、满脸的皱纹、弯驼的腰背，我愧疚不已。

　　1962年秋季，经过三年多的病休，我战胜病魔，恢复了工作。母亲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精神也好了许多，她知道我工作狂的性格，一再交待我注意劳逸结合。可是，就在我们生活走向正常的时候，母亲病倒了。

　　1962年农历9月9日，是母亲70岁大寿，早上我为她做了寿面，中午办了酒菜，母亲很高兴。娘儿俩谈心时，她说：“你还是认识哥哥姐姐好啊，相互有个照应，不然你孤零零一个人，我死了也不放心呀。”谁知生日后的第三天，母亲就匆匆走了。

　　母亲是带着未了的心愿走的，她一直把心愿藏在心底，但我明白母亲的心愿是什么。现在我可以告慰母亲的是：儿虽一生平淡，但没有愧对她的教导，儿也步入古稀之年，享受幸福的退休生活。儿一九六五年结婚生子，现已子孙绕膝，张家香火得以延续。

　　母亲，儿永远不忘您的恩情，永远记住您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