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春节为元旦、改元旦为洋旦的倡议，有着复兴文化的旗号。我不知道按照这种复兴法，中国的未来要回复到哪里去，而且闻到了一股陈腐的“奉天承运”的气息。“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合法性”，竟然不在于遵从人民的意志和世界公认的价值，而是存乎“元旦”与“洋旦”的正名之中，“贻笑天下”而已，谈何“民族自豪感、优越感”！

　　再过一天，就是春节。

　　这是戊子年的最后一天，新的一年是己丑年。子鼠丑牛，牛年就要来了。

　　这样说很别扭，因为戊子年和己丑年，60年就有一个，鼠年和牛年，12年就有1个，说最后一天、最早的一天，都不能算确切。

　　前几天，有湖南学者黄守愚建议改春节为元旦，改元旦为洋旦，以“固本培元，表彰传统岁时文化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获得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之‘合法性’支持”。此议招来万千骂帖。

　　我对黄学者深表同情。一个改春节名称的倡议招致无数板砖，虽是毫无悬念，究竟还是让人深为不忍，板砖横飞，并不是一种好的网络现象。

　　但我也只是同情而已，并不赞同黄学者的倡议。看黄学者的倡议，考证功夫用了不少，无非是说过去的元旦指正月初一，现在的元旦指公历1月1日，应该恢复旧制，因为“元旦”的称号给予哪一天，事关统治的合法性，事关“大一统”之大义。

　　我知道，历史上，历法变迁确有“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合法性”在其间的，奉哪个正朔，行哪个历法，意味着接受哪个“奉天承运”的王朝的统治。自汉武帝到满清，纪岁用夏，基本没有变化，每年皇帝各有年号。颠覆满清，创立共和，孙中山建议援引公历，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就是今天公历1月1 日为元旦的由来。

　　黄学者考证详备，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不过并不提及这一点，而只说袁世凯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好像元旦从正月初一变成公历1月1 日纯粹是袁世凯的决定，这就有点不厚道。袁世凯的历史名声不好，把事情推到他头上，“合法性”会增强很多吧。不过，孙中山宣布元旦为1月1 日在前，袁世凯宣布正月初一为春节在后，在袁世凯1914年宣布正月初一叫“春节”前，孙中山早在1911年已经把“元旦”的称号给了公历1月1 日，至少不能说全是袁世凯的问题吧。

　　今天，人们一般认为，民国诞生以后援用公历纪年，一是以示除旧布新，二是便于换算（公历没有闰月），三是适应国际潮流。在辛亥革命废除几千年皇帝制度以后，施行新历，不再有皇帝年号，顺应“世界潮流”，这就是公历施行于中国在政治上的合法性，此后，从“奉天承运”、“受命于天”的老皇历里面去找政治合法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以孙中山的见识，当不会不知道“元旦”这个名称里的意义，因此，也大略可知他在定公历1月1 日为元旦时的心境。

　　从习惯上来说，民国创立以后，一直是公历和农历并存，公历设定了国家运行的节奏，农历则一直调整着民间的生活。这种二元历法状态，至今仍然有所表现。今天，举凡一切公立机构、国家机关以及正式的文书、商业结算，都以公历为准，而传统节日、部分婚姻嫁娶则由农历左右。“春节”作为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名称虽由袁世凯所定，但就其实际运行来看，已经被人广泛接受。人们并没有要把“春节”变为“元旦”的要求，在节日名称上搞“正名”，无非是继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天人感应”之余绪，如同王莽改制那样，寻求“德配于天”的所谓“合法性”而已。

　　今天，人们一般认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同意，文化秩序的合法性来自于近代世界发展起来的价值和观念。时代早已不是一个岁时名称可以给予政治合法性的时代。如果相信元旦变为正月初一，是政治和文化秩序合法性、“大一统”之大义，那么岂不是说中国的历法也要回归到夏历，这才更好？

　　中国的历法从夏历纪年转为公历纪年，其间必然伴有巨大的心理震荡。今天，我仍然不难想见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所产生的震动。然而，客观地看，公历纪年清晰地标示了年度的“位置”以及时间的单向性，天干地支纪年表现着时间循环的观念，皇帝年号加序数纪年已不可能，而且同样会产生让人不明年代“位置”的问题，就像你看到康熙二十年，一下子不能明白到底是何年一样。

　　改春节为元旦、改元旦为洋旦的倡议，有着复兴文化的旗号。我不知道按照这种复兴法，中国的未来要回复到哪里去，而且闻到了一股陈腐的“奉天承运”的气息。“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合法性”，竟然不在于遵从人民的意志和世界公认的价值，而是存乎“元旦”与“洋旦”的正名之中，“贻笑天下”而已，谈何“民族自豪感、优越感”！

　　方今之世，所谓“复兴华夏文化”，多有类此“贻笑天下”的方略。我没有兴致来举例了。

　　好好过年吧，扯七扯八，不是一般的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