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矮的牛棚中缓缓站起身来，许克检使劲捶了几下腰，“看我的脸，像六十几岁的人吧？”55岁的老许自我解嘲地笑了笑。作为村子里最早开始养奶牛的人，老许见证了栖霞街道西山根村——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奶牛村”的兴衰。在最高峰的时候，村民们饲养了近百头奶牛，而现在只余下了两头，而且都在老许的牛棚里。

　　作为奶农，老许自然知道去年发生的三鹿事件。“做人得有良心，打死我都不会做那样的亏心事。”老许表示，三鹿事件对他的影响并不大，倒是高企不下的饲养成本和严峻的市场行情，迫使奶农们纷纷转行。

　　老许也在犹豫，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要不要继续养牛。一个奶牛村的神话或许就要在这个牛年里终结。

　　“牛人”老许虽然日子过得不宽裕，但他还是执意让记者转达他对快报及读者的新年祝福    快报记者 唐伟超 摄

　　牛人：牛年不想和牛说再见

　　老许的一天

　　老许说自己是个“南京城里人”，因此最初决定饲养奶牛时也曾一度不适应，“毕竟是个很脏的活”。

　　早年从南京城下放到了苏北泗洪，再到徐州的一家国营建筑公司上班，老许走的是他们这一辈人命中注定的轨迹，由不得自己选择。实际上，直到最后离开徐州回宁，也不是他抗争命运的结果——1990年，那家建筑公司解散，老许从一个产业工人又变成了几乎一无所有的社会人。

　　好在，老许还有家庭。他来到了爱人所在的栖霞街道西山根村，一个紧挨着仙林大学城的村庄。虽然下了岗，老许却还是工人身份，到了爱人的村庄落户，却分不到田地。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企业在当地并不多，连临时工的工作都找不着。

　　穷则思变，老许盯上了养牛，养奶牛。老许是村子里养牛的先行者之一，快速的致富引来了乡邻们的纷纷效仿，也开始了他自己近二十年的“不归路”。18年来，老许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改变过：

　　老许每天凌晨4点钟左右起床，无论寒暑。起来之后就开始给奶牛配饲料和草，然后就开始挤奶，这是每天的第一次挤奶。一头成年奶牛每天要挤三次奶，每八小时一次，每次的出奶量约20斤左右。

　　挤奶是技术活，同样一头奶牛给不同的人挤，出奶量差异很大。如果挤奶不彻底，一来效益出不来，二来也会危及到奶牛，需要耐心更需要体力。老许每次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蹲坐在阴暗而刺鼻的牛棚里，单调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早上9点，老许把凌晨挤出来的新奶和前一天挤出来的奶装上自己的三轮车，送往距离他家15公里远的奶站。

　　之前的奶站距老许家骑车不过十分钟的时间，后来因为本地的奶牛量锐减，奶站无钱可赚，便关了门。老许坚持了下来，却不得不每天花三个小时往返于新的奶站之间。

　　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一百多斤奶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送到奶站，一天就是白忙。

　　去年初大雪封路，老许看着家里的奶开始抓狂，自己试着骑上三轮车蹬了十米不到，便气喘吁吁。他无奈找来了一辆小面包车，对方张口就要50块钱——100斤鲜奶也就能卖个120块钱而已。狠了狠心，老许还是答应了对方。

　　而在三伏天，热浪让老许汗如雨下，他却连水都不敢喝，温度越高，奶变质越快。他心里想的是奶站老板的脸。奶站有仪器，可以测定鲜奶质量，如果不达标，前一天的起早贪黑将全部化为零。

　　蹬到了奶站，老许拿到了一张奶票，上面记录着送来的鲜奶的重量，凭着积攒下来的一摞票，月底时会换回一摞钱。

　　回到家基本上是在中午12点钟左右，很快又到了第二次挤奶的时间。再就是配饲料、喂水、送草料……当太阳已经靠西时，老许将开始一天里最不愿意面对的时刻：捞水草。

　　零下六摄氏度的南京，风如刀割。老许套上皮裤，骑上三轮车前往江边。水花生是奶牛的最爱，这个季节营养要比干枯的稻草丰富得多，而稻草要买，水花生在江里随便捞，只不过要付出很痛苦的代价：夏天是蚊虫飞舞，冬天则是冰水彻骨。

　　奶牛的食量惊人，一天一头奶牛要吃掉200斤的草，老许现在只养了两头，高峰时曾经养过六头，每天的需求量巨大。而每天400斤的水草，都是靠老许捞起来，运回家。

　　很快，老许又迎来了第三次挤奶的时间，通常都能在晚上9点左右结束。接下来，他还需要清理数量同样庞大的奶牛排泄物，这个非做不可，否则奶牛会因此产生一系列疾病。一切忙完，离第二天的早起，时间也没有多少了……

　　每年，奶牛都要生一次小牛，这也是为什么奶牛能长期产奶的原因。在那些时间里，奶农们通常是几天几夜不睡，守着奶牛，这也是他们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奶牛难产，或者产后染上诸如败血症之类的疾病，那对奶农而言无异于破产——不仅靠奶牛赚钱的想法打了水漂，买奶牛时从银行贷的款又怎么还？

　　“所以说呢，18年来，我没有休息过一天，没有出过一次远门，亲戚的小孩结婚我都只能打个招呼就走，礼数上不对，但我没有办法。”老许说自己对他们心存歉疚。

　　而他去年脚上冻疮的疤印还没消完，今年新的冻疮又起来了。

　　西山根村这二十年

　　1990年的西山根村，大事之一就是外来女婿老许发财了。

　　老许那年从银行贷了六千块钱买了两头奶牛，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还清了贷款，并又买了两头牛。这是什么概念？1990年南京企业职工人均工资不到200元。

　　当时的饲料每斤2毛钱，而牛奶收购价是每斤4毛8分钱，成本低而销售价高，一头奶牛产生的年利润约在五千元到六千元之间。一年就干成了个万元户，老许扬眉吐气，几年后就盖起了小楼。村民们发现了致富之路，纷纷上马养奶牛，一时间整个村子里“臭气熏天”，但人们却喜气洋洋。邻近村子的村民也开始效仿，整个栖霞街道一时间满眼都是奶牛。据当地兽医站的工作人员介绍，最高峰的1997年到2000年之间，整个街道同时饲养了近两千头奶牛，而西山根村则有近百头奶牛分布在村民们的房前屋后。

　　政府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副业、提高农民收入的好事，遂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奶农们最怕奶牛病死，就和保险公司联手送保险给奶农，为了鼓励奶农们的积极性，给予了奶款返还。一斤奶补贴2到3分钱，老许当时年底都能拿到两千到三千元的补贴。

　　当时的背景是，牛奶产业大发展，地产乳品企业扩张，外地企业也要抢占市场，牛奶需求量剧增。作为上游的奶农无疑是受益者，于是像老许这样的小奶农也开始增加奶牛饲养数量，开始了“规模化”发展。

　　遗憾的是，完成了最初期的积累后，奶农们却没有真正地将其向产业化靠拢，虽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和资金，却没有抱团，也没有自主地向企业化转变。所有的奶农仍只是满足于最多不过十来头的作坊式生产，失去了市场机遇，更被乳品企业牢牢控制在手中。

　　因为出于“好找源头”的考虑，奶农们都只从奶站购买饲料，饲料价格的定价权竟然没有市场化，因为奶农们想到的只有一点：我的奶牛出了事，我好找奶站讨说法。他们本能地抵制所谓的“私人饲料”。

　　而更因为没有形成规模，奶农们被动地接受奶站的收购定价。一进一出，一个采购一个销售，都被控制于别人手中，奶农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随着饲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与鲜奶收购价格不成比例的上涨，奶农们赫然发现，自己赚的钱竟然二十年来都没有变过。老许18年前一头奶牛能净赚五千到六千元，到今天仍然如此。

　　建筑工人出身的老许也在算账，当年建筑工地上大工一天3块，小工一天只有1块5到2块；而现在大工一天100，小工一天也要50。可自己养奶牛，当年能赚五千，可现在还是只能赚五千。再一算账，问题出来了：当年饲料2毛一斤，一斤奶却能卖4毛8；现在的一斤奶能卖1块2，饲料却涨到了1块1毛2！

　　好在饲料相比草而言，每天消耗量并不大，但被挤占的利润空间却是以老许忍着寒风捞水草为代价的——这些劳动本是很值钱的，但饲料价格的上涨让它变得非常廉价。

　　赚不到钱，村民们没了积极性。伴随着仙林大学城的扩建，西山根村迎来了一次大规模拆迁，失去了养奶牛的空间的农民们，顺势放弃了这一行当。

　　一头刚出生的奶牛在当年能卖到五千多元，而且非常抢手。老许家的奶牛一旦产仔，就会被附近的奶农们盯住，立即高价买走，甚至容不得母牛给小牛喂奶。老许觉得很得意，因为他认为这是人家对他饲养的奶牛产奶质量的认可。

　　而现在，一头新生小奶牛不过卖500元钱。

　　几年下来，西山根村奶牛几乎绝迹。只有村口的那间牛棚里，老许孤独地坚持着。

　　牛年的心愿

　　老许的辛苦很大一部分是环境的变化，有很多个如果：如果老奶站不撤，他就不用每天骑三个小时的三轮车往返30公里；如果此地奶农仍很踊跃，那个奶站也就不会撤；而如果当时大家能抱起团来，扩大规模，自己完善配套的产、供、销和物流体系，奶农们说不定就可以在几家乳品公司之间选择，连奶站都不需要。但现实中没有如果。

　　面对即将到来的牛年，老许的感慨很多。自己起家，两层小楼都是由牛而起，自己近20年的心血也全部付诸牛的身上。即使如此，这个牛年可能也是老许和牛说再见的时候。连年的劳碌让他过于疲惫，市场的无情更让他困顿不已。

　　他固执地认为，政府和乳品企业会在这牛年里把“阳光”向他无私地“洒”过来。他的新年愿望是，如果每斤奶还能有补贴的话，他将把那辆脚踏三轮车改成摩托三轮车，自己一如既往地往返于15公里外的奶站，那儿仍然承载着他的梦想。

　　和老许告别时，记者祝老许牛年好运。善良的老许也把祝福给了快报和快报的读者。

　　“三个女人一台戏”，在南京的媒体圈，却有着一道“三个男人一台戏”的独特风景。每当夜幕降临，孟非、老吴、东升，这三个与俊男一词毫不搭界的老男人，在各自的电视频道如约摆开“骂场”，炮轰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坏人坏事”。因为都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说话，他们都有着让俊男靓女难以企及的百姓缘，屏幕前粉丝无数。他们也是星期柒新闻周刊的常客，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在周刊“聚首”，说上一句特让人解气的话。牛年将至，快报记者特地走近南京城里这三个最顶牛的人，请这三个有着牛脾气的“老愤青”，把自己的愤怒和其他表情向读者和盘托出。

　　顶牛的人：三张名嘴一台大戏

　　祝《柒周刊》读者新年快乐！希望快报09年比08年办得更好！

　　孟非：“零距离”就是我的饭碗

　　光头，眼镜，什么事都敢说，什么话都敢讲，这是孟非留给观众的基本印象

　　在南京，敢说敢讲的电视主播不止孟非一个人，但是孟非的“骂”似乎要更理性些。一篇文章读完以后，他总是很温和地、不紧不慢地把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告诉观众。在他那里看似不经意，但是观众看了听了，却直呼过瘾。为什么？因为打蛇打在了七寸上。

　　这种理性的批评方式，是一种专业上、风格上的考虑，还是性格使然？电话那头，孟非很痛快地自贬了一番。“谈不上专业，我们这个职业没什么技术含量，有高中生的作文水平就能当个记者。”孟非自谦他不是靠知识而是靠常识工作。

　　虽然孟非的评论貌似很理性，但是在一些人眼里，他还是个愤青，因为他整天都是牢骚、意见的。而在孟非看来，他这种相对平和、知识气的评论方式，更多的还是缘于他的性格，“在电视上我会收一点。我不能因为自己一时逞口舌之快，影响了栏目兄弟们的饭碗。”

　　因为孟非的评论，总是能说到老百姓的心坎上，所以有一些人称赞他为“民众的代言人”。孟非对此不敢也不愿掠美。“这种说法很夸张，也很可怕。我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除了商品。”孟非为某些产品做过广告，他说如果产品真实可信，那么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他就有可能成为某个产品的代言人，“因为那是有合同的。”

　　而因为本职工作的关系成为民众，或者任何人的代言人，在孟非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他说自己只是凭良知说话。实际上，他说的话，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有时候一些官员不爱听，有时候老百姓也不爱听。“但我并不以谁爱听谁不爱听选择我说什么。我要做的就是，尊重我的那一点点专业和起码的良知。”

　　孟非在干新闻之前，做过搬运工、印刷工，送过水，拉过广告，做过保安，这些底层工作经历，让他能很自然地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说话。“一个人的‘出身’对他的影响很大。我如果是个开发商，那我多半会代表那个群体的利益说话。”但是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社会的公器，孟非认为如果你不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当你把自己的立场和与你相近的社会某个群体放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堕落。

　　孟非坦言，有的时候不是什么话都能讲的，有的时候实话可以不讲，“但是我不能讲假话。这是个底线。”

　　“南京零距离”自2002年开播以来，到今年已经第8个年头了。因为在节目中针砭时弊，为民请命，孟非在老百姓中很有人缘，一些读者自觉不自觉地把他当成了“青天”似的人物。孟非对此很冷静，“其实我的职业就是一个饭碗。你说它有没有意义，有，社会转型期的公平和正义，对社会的监督，都有。”孟非以为，作为一个媒体人，这一点你知道就行了，没必要成天让这种念头都在心头洋溢着。

　　孟非几乎每天都因为一些不平事或愤怒或无奈着。当记者问他愤怒无奈之余，是否也能感受到一些快乐时。他不置可否地说，平凡人的快乐总是有的。孟非说他平时没什么爱好，无非就是看看电影，看看书。他最近刚看完6卷本的《明朝那些事儿》。

　　“零距离”开播8年来从来没停播过一天，孟非也从来没休过春节假。“今年我会一直上到初三。”他说之后会带着老婆孩子去厦门去散散心。孟非说，这三四天也不是休的春节假，只是把两个双休日合在一块罢了。

　　祝《星期柒新闻周刊》的读者们牛年大吉。享受“星期柒”。

　　东升：安静是最大的幸福

　　从电台转战电视，东升貌似温柔了许多，可骨子里他还是硬汉一个

　　晚上7:50，记者终于等来了一路马不停蹄的东升。卸下上节目的西服领带，换上毛衣、拖鞋，泡上一杯茶，已经忙碌了12个小时的东升终于迎来了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他的办公桌是整个电视台大楼里唯一没有摆放电脑的，关于这一点，他认为语言从大脑经笔管流淌下来的感觉更直接，使用键盘就妨碍了思考。而网络上的意见铺天盖地，会让人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说到后来，他坦承自己其实是个“技术恐惧症患者”，有一些习惯和秉性是根深蒂固难以克服的。但他又表示，自己的拼音其实学得很好，他在白纸上工整无误地写下记者姓名和“现代快报”的汉语拼音，以此证明自己要学打字是没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他坚定选择了“可为而不为”。

　　在集团网上有一段东升的介绍“学历教育于1988年停靠在夜深人静的南师大政教系‘站台’（夜大）”。记者注意到那个括弧里的内容。对此，东升表示这没什么好隐瞒的，他就是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个坦白的人。他认为社会是所很好的学校，能在其中学到很多的东西。同时他也谦虚地说，任何一个“科班出身”的新闻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老师。

　　他旁边的一个桌子，堆着30厘米高的一摞稿件，是2005年以来他写的“后口播”。记者问他码得如此整齐，是不是有出书的打算。他说只是便于回顾总结，新闻是即时而易碎的产品，出书没意思。

　　由于《东升有约》的开播，东升现在基本上放弃了电台那边的工作。“电台和电视，你更喜欢哪个？”“都喜欢。但相比而言，还是觉得电台更刺激。电台主持的个性化比电视要强得多。我能感觉到听众的脉搏，大家和我一样要愤怒了，要拍桌子了。有时候大家和我一样需要舒缓了，就放首《隐形的翅膀》。总之，做电台你能感觉到听众，这就是广播的魅力。不过，这一年多好像身体有点吃不消了，我的高血压就是这样得的。老是激动，身体也吃不消啊。”

　　东升欣赏拉姆斯菲尔德对伊战争中的那句话：“精确制导，远程打击。”采访现场、口播评论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实质，这是他做新闻最得意的地方。东升表示，因为广播的即时性，决定了主持人必须做出反应，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虽然“制导”也有过“误导”的时候，但这种几率很低，如果遇上了，他都会在节目中公开道歉，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是个篮球队的边锋，勇于进攻，得分（帮观众解决问题）是自己的使命。”

　　工作之外的东升算得上是个“乏味”的人，几乎没什么消遣，打牌只会最原始的争上游，斗地主、80分、炒地皮、灌蛋、麻将……一概不懂；跟朋友们闹酒，顶多二两的量，很容易就被放倒；要说有什么爱好，也就是抽两口烟吧。问他什么时候最高兴，原以为平时忙碌顾不上家的他会说“跟家人呆在一起”，谁知答案竟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呆会儿”，“回家基本上不怎么说话，平时讲话太多了，回家后就懒得说了”。每天两档节目，超负荷运转的铁人东升说，太累了，有时甚至有提前退休的打算。但若真如他所愿，那南京这座城市便会寂寞许多，少了很多话题了。

　　已是晚上9点，东升挎上售票员胸前挂的那样一只小包包，穿上球鞋，步行4.2公里回家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健身方式。

　　“大跃进”次年出生的东升，一直在路上，当过兵、插过队、做过工人……走到了人生第五十个年头的他，新年愿望是“不要太累，有个好心情”。

　　祝快报《星期柒新闻周刊》牛年牛气冲天

　　吴晓平：“卖艺的”评上了先进

　　眼里容不得沙子，上节目就图韶个痛快，老吴韶得越来越猛

　　刚坐下来，听老吴的声音有点沙哑。他说都是前一阵子累的，又是上两会，又是赶春节节目，嗓子眼里一股血腥味儿，加上空调房里进进出出，穿穿脱脱，有点儿感冒。医生给他检查，说要死啊，你嗓子发炎成这个样子，还不休息？但也没办法，休息了栏目开天窗，总不能用广告填吧？

　　老吴是55岁的人了，火气却很大，俨然一个“老愤青”。每天1小时的节目，要录1个半小时，因为得经过“四审”，必须预留足够的“删减”空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节目经过层层把关后，“韶”的语感上元气大伤。“总共1小时的节目，砍了68刀，这还能看吗？”老吴很不乐意。

　　在老吴看来，作为一个老新闻人，什么话能讲什么话不能讲，自己能拿捏住这个分寸，看到审片人专拣痛处下刀，老吴有时候也会生出些许冷意来：“我只能干这么多了。一个提前退局的小老头儿，力所能及地只能干这么多了。”

　　老吴说，自己在原单位办了内退后与电视台签约上节目就图“说个痛快”。签约后，他就成了一个尴尬的角色——在报社，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主儿，拿着单位的内退工资，却每日去为别人服务；在电视台，是一个外来户，台里的大政小计，人事变动，与他统统没关系，报社公示栏上，别人的后面分别注着“在编”、“台聘”、“部聘”，只有他后面注着“劳务”。所以他戏称自己是个“艺人”，每天的工作说白了就是“卖艺”，荣辱沉浮一概与他无关。

　　发火归发火，心冷归心冷，台里对老吴的敬业精神是看在眼里的。前一阵子年终评定，台领导突然宣布，说今年评先进特地向集团多要了一个名额，给老吴。老吴心底顿时轰的一下，像作文里写的，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

　　别的城市的主持人都是帅哥靓女，唯独南京是“三个不太好看的老男人”当道——老吴、东升和孟非。老吴如何评价他的两位同行呢？“孟非有理论高度，逻辑性强，案头准备充足，比我聪明，会打擦边球；东升是个‘老杆子’，那张脸很‘恩正’；我火气足，但看问题不比他们浅。”老吴还说了一件趣事：快报《星期柒新闻周刊》上设有三个人的专栏。老婆每次看报纸，都会留心三个人的排名，看看谁的大头排在第一个。其实三个人各有各的“粉丝群”，这个排名没多大意义。

　　老吴去年代言了一个保健品广告，引来不少口水。不少人责问他，“老吴，你是天天吃那个××养生宝吗？”他也有点后悔，台里要他拉点广告，他出马了，谁知人家提出“买一送一”，买广告可以，但要搭上你老吴，你来做这个代言人。老吴当时想，这也没什么大不了，不就卖张老脸吗？但保健品的整体形象一直不尽如人意，老吴也就免不了招来些是非。

　　老丈人跟老吴一起生活。前不久他在博客中写了带老丈人洗澡的故事，网友们看后大为感动，老吴也博了一个“孝顺”的美名。“老丈人都90岁的人了，出门能带上他的时候就尽量带上他吧，哪天他要是不在了，你再后悔就晚了。一个老老头，一个小老头一起好好地享受幸福人生。”

　　1981年出生的女儿在新加坡工作，还待字闺中，这也成了老吴的一块心病。“没谈对象时，总替她着急，每周电话里总要催；谈了对象，又怕她遇到混蛋。”慈父之情溢于言表。

　　问他牛年有什么心愿，“多苦点钱吧，早点退休。”老吴还是那个老吴，心直口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