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薛先生，我看了您当年写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和有关的材料。应该说几十年前，您就在体制内明确提出了不能搞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这个问题真正得到承认才是近十多年的事，在“十六大”会议上，原中顾委委员李锐先生还在继续提出党内民主化、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变相终身制的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我知道您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为一段历史，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经历。
薛：1956年底，机关党委传达了一项中央关于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从名称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传达时说，干部不提拔了。还说，毛主席说了：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补。传达时，还讲，刘少奇说：每个人都得准备一辈子担任现在这个职务。要做好这个准备。他还说，比如：在一个科里，有一个科长，十个科员，这十个科员，就得准备一辈子当科员。除非这个科长死了，才能从这十个科员中挑一个当科长，其余的还得继续当科员。刘少奇所做的就是这种解释。我听了很反感，这不成了终身制了吗？蒋介石当国民党总裁，是终身制，我们共产党怎么也搞终身制了呢？也许一般的同志没有办法，很无奈。而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比较激烈，尖锐！
有了这些思考，我就写了《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这么一篇文章。在1957年的5月份写的。正式交上去是6月8日。这一天正是由停止整风转向“反右”。
邢：正是这一天送出去的？
薛：是的。但他们还得承认我是在整风时写的。
邢：当时您的职务是？
薛：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
邢：您是先送到地质部党委去的吗？
薛：不，是先送的中央。我自己寄出去的。地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毛主席收。同时，我还给了《人民日报》一份。我没有给地质部。因为我是对中央的政策提建议。地质部办公厅主任叫刘毅，这个同志比较欣赏我。他主持办公厅的整风会时，让我发言。我说已经给中央写了建议。他说那你可以启发启发大家。我就简单地说了说。他们出《整风简报》，一个小同志把我的讲话写了一个小通讯。他写的不能代表我的整个观点的全貌。我说你要反映我文章的全貌，必须登我的全文。他们就在地质部的《整风简报》上登了我的《刍议》全文，四版全部占满了。那期成了我的文章专刊。这时，已经是6月8号以后了。
邢：群众看了您的文章，反响怎样？
薛：刘毅告诉我，群众反映态度有四种，可用四句话概括：一种是全部反对；二种是全部赞成；三种是部分可取；四种是精神可嘉。最后这一种意见是，你的文章不管对错，能写出来向中央反映，精神就是好的。从四种态度看，总的来说，多数人是持肯定态度的。
邢：您在给中央的信中还提到特权的问题，您是怎么把这个问题同终身制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
薛：终身制极容易造成干部特权思想。当然现在的权力腐败是那会儿想像不到的，但当时让他们把现有的领导职务视为“保险柜”、“金饭碗”，是很容易助长领导干部向贵族化倾向发展的。不钻研业务，听不进群众的批评意见，甚至打击报复群众，不但某些领导干部会丧失了进取心，也会让群众由于对某些领导干部失望进而对党和国家失望。所以说终身制是产生官僚主义及特权思想的温床。
邢：当时地质部部长是谁？
薛：李四光。他是科学家。何长工是当时地质部的党组书记。何长工这个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我被打成右派后，他还找我们几个右派处长谈了一次话。还了解了我弟弟是如何被打成右派。
邢：您弟弟在哪儿工作？
薛：北京市委财贸部。
邢：他被打成右派，个人有言论吗？
薛：没有，完全是受我株连。我被划成右派，地质部就把我的情况通知到我爱人的单位和我弟弟的单位。他们就都被划成了右派。我弟弟被划成右派时，还没有看到《刍议》的全文。他被打成右派后，才去看我的文章，私下对我说，他同意我的观点。
邢：刚才我们谈到群众对您的文章的反映，您再谈谈上面的反馈意见。
薛：地质部被划成右派的有二百多人，应该说地质部在反右时期是“重灾区”。其中支持我的观点的同志，就占了五分之三的样子，一百数十人。上面对我批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只知道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了一篇点名批判的报道《地质部党内右派分子薛毅疯狂进攻党的组织路线》，在这篇报道标题后面，还加了一个内容提要。这个提要完全是为了把对手搞丑、搞臭，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加油添醋、歪曲真相，给对手罗织罪名。邓小平后来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历史证明我说的既不是无的放矢，也无丝毫错误。现在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所说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基本原则，与我1957年写的《刍议》一文中的基本观点不是一致的吗？
邢：这篇批判文章还说您替储安平打抱不平，表扬章乃器狡猾抵赖不肯向人民低头是“独立思考”，“有骨气”。当时您是怎么说的？怎么想的？
薛：在整风运动期间，党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共产党的领导提意见。在一次会议上储安平发言说他要给毛主席提意见，他问：毛主席是否有党天下的思想？他说下边的一些单位的组织人事安排都是党员担任正职，非党员只能担任副职。他说，这种状况是否因为毛主席可能有党天下思想造成的？对这样问题，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下面发生的某些偏差、错误，并不都应由上面的领导负责，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在人事安排上当时中央政府的森林工业部、交通部和粮食部的部长就是由党外人士任正部长的。另外，如果某些人、某些环节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并不都应归咎于上边负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清楚的，不应对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一棍子打死。这样不就破坏了整风中提倡的“言者无罪”的庄严保证？也会失信于民。所以我表示了为储安平鸣不平的意见。
关于章乃器说“20年定息非剥削，只是不劳而获”的说法。也应该承认这只是一种学术观点的论争。因为当时比较多的看法认为定息不是剩余价值。而章乃器说：“既然定息不是剩余价值。也就不应该说定息是剥削。而只能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我认为正像在银行存款所得的利息一样，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而不是剥削。章乃器当时坚持这一观点，不等于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我认为有根据有理由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随波逐流，是一种有骨气的表现，是值得赞美的品质。
邢：您当时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智、正直、善良的党员干部都可能有的想法。从本质上讲储安平讲的是对的。不是流行着这样的话吗？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民主人士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畏惧心理。然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
那么对您的文章关于上岗考试，可以竞选啊，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啊，批判时是怎么说的？
薛：当时批判我说，让老干部下台，就是让党下台，让国民党卷土重来。说我的主张都是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
邢：您当时参照了哪些思想？您当时看了一些什么样的书，受到了启发呢？
薛：恩格斯就提过自由选择职业的问题。
邢：您的思想是从马恩那里得来的？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您看了吗？
薛：西方的东西，倒没有看过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书里都有啊！恩格斯就说过，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应该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人不能终身束缚于一种职业。我还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认为各尽所能应该翻译成各尽所长，让每个人发挥出他的长处来。这样才能创造出最高的价值和最好的成果。并不是随便把你安排到哪儿，你拼命去干，就算是各尽所能了。人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劳动的成果才能最高。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原理应该是这样子的。
邢：您在文章中还提到让干部竞选问题，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薛：我觉得当干部不是升官发财，是要负更多的责任。我们现在叫竞选、竞争，列宁的文章叫竞赛。
邢：您当时考虑到没有，您已经触及体制的问题，如终身制的问题，会引起什么麻烦吗？
薛：那时，整风初期，大家思想比较活跃，反胡风以后，开了“八大”，还开了知识分子会议，那时比较倾向让人们思想开阔一些。
邢：反右的严酷性，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不会想到会把人迫害到那个程度，让人沦落到那个程度。
薛：那时绝对想不到几十年被打成敌人。根本想不到！
邢：再说说反右后对您的处理，您的心情和心理状态。
薛：先是到地质部组织的劳动锻炼大队。那个大队有一两百人，在湖北鄂城县葛条港乡。干农活，到水稻田插秧，在旱田摘棉花。我当时得了阑尾炎做了手术，刚好，就下放到湖北了。年终劳动大队解散，被下放到了青海一个地质队。那是1959年年初。介绍信上说是监督劳动。开始在钻机上，完全是体力劳动。后来整个国民经济情况紧张，地质队要收缩，就让我到地质局系统的化隆农场。1961年政治形势缓和了一些，青海省委根据中央的通知，把两次“反右”（1957年划右派的；1959年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受了处分的人集中到一块儿休整。这样我们就被集中在省委招待所。开始是青海省委组织部长招集这些人开会，说：请大家来休养，就过去的问题给大家甄别。还给我们编了组。比如，从北京来的“右派”编成一组；当地的“右派”编成一组。组织部还有人和我们一一谈话。比如问我平反后，是留在青海还是回去？我表示要回去，因为家人都在北京，谈话还比较亲切。过了一两个礼拜，就由统战部长给我们讲话了。其中统战部一个干事说：大家有个误会，以为都要甄别，右派没有甄别的问题。我们听后特别反感他。是你们给我们编的组，又说我们误会！这样，就又重新分组。“右派”一组，“右倾”一组。“右倾”在当地就甄别了。当地被划成右派的也有人平反了。空气总算比过去好多了。我们只好等着。1962年，就准了我探亲假。到北京后知道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反左的。但上面关于右派甄别的问题，还没有松口。这时我写过一封要求甄别的申请信，给地质部送了去。他们还算客气。“北戴河会议”后空气转了。地质部根据我的申请给了我一个回信，让我在当地好好改造。
1962年回到青海后，先是回到招待所。休整学习，1963年回到地质队，搞了一年机关生产。
1964年春夏之交，就到了果洛地质队，在果洛藏族自治州。在那里闹了一场病，咳嗽，全身过敏、搔痒。
我从12级降到18级，钱降了一半，自己留20几元钱，其余都寄到了家里，家里有老人孩子啊！在青海呆了22年。
1970年调青海东部地质队。当时《青海日报》有一篇文章《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根本》大肆宣传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我呢？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华北局我就管时事政策宣传，审查各省报宣传的问题，爱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找毛病。所以，我看《青海日报》还是习惯性地用这种眼光，就写了一篇《果真“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吗？》的文章。引经据典地反驳了它。用的是笔名：莘劲矛。
《青海日报》到地质队一了解，莘劲矛就是我，还是个右派，就加批判性的按语发表了我的文章。然后，地质局又组织批斗了我。我当然不服气，给《红旗》杂志写了篇文章《一个问题的争论及其发展》寄去，认为它们是理论权威会主持公道；接着又写了《一个问题的争论及其发展——续一》。我是想学“九评”和他们连续论辩一番的，可见当时多么天真。批斗我，我不服，和他们辩论，他们辩不过我。后来领导让我别对抗，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是毛主席讲的。我问：毛主席在什么场合讲的？他说：“你是什么人呀？怎么能告诉你啊？”这样挨批斗过了半年多。《青海日报》大约每过一个礼拜就发一个版的文章来批判我。后来又让我到各地质队接受批判。但没有搞“喷气式”。
邢：今天您怎么看当年写的关于干部选拔的那篇文章。
薛：我没有错。
邢：您的理论来自马列主义。您觉得您的观点和西方民主主义的竞选和宪政有没有关系？
薛：我没有想过这些。我只希望在党内以及党外建立起一种能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最高决策环节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机制，有一个能保障人们正常的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的环境，让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这类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邢：您被划为右派的问题，是哪一年改正的？
薛：华国锋在台上时才开了个小口，我还记得当时11号文件的说法：只有那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才给予平反。我向地质部提出了申请，要求甄别。地质部政治部一个干部，盛气凌人地对我说：“你认为你就是那个：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吗？”我说：“当然是。只有甄别，才能知道是不是错了！”后据了解，这个人的外号叫“高水平”。后来中央又发了55号文件，才使大部分错划右派被改正了。
（薛毅口述 邢小群采写 来源:《口述历史〈第三辑〉》）
1974年薛毅在青海地质十三队
薛毅，地质部离休干部。
1923年,出生于河北完县（今顺平县）城区一个贫民家庭。
1938年，八路军到了他的家乡，15岁的薛毅投身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第二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然只高小毕业，但在战争年代就已写出不少生动的宣传报道。曾任北岳三分区和五分区新华支社副社长，专事解放战争和土改的通讯报道工作。共和国成立前后任华北局宣传部干事、华北文化局文化处副处长等职。
1954年，为支援工业建设，他调入地质系统，先后任地质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
1957年初，地质部机关党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干部职务稳定提高”的方针后，薛毅对中共中央实行干部职务冻结式的稳定提高方针很有看法，认为这是搞干部职务终身制，不利于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也不利于根除官僚特权思想，更没有民主监督的机制。于是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期间，薛毅写出了题为《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的文章，并附了一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投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人民日报》。这对于某些刚刚因打下江山，担当了领导职务并希望永远世袭下去的干部们，无疑是一种强刺激。他必然地遭到了灭顶之灾，被定为极右分子。他的妻子和胞弟因受他的株连也被划为右派。地质部机关因支持《刍议》观点而被划为右派和中右者达一百数十人之多。薛毅下放青海劳动达22年之久。在那里，他仍执著于自己的信念和理论兴趣，又因为写《果真“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吗》一文，再次遭到新一轮长达半年之久的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