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后，山西忻州市代县、繁峙、忻府区连续发生4起绑架案。其中，代县朱安祥（化名）一家三口机智勇敢地与绑匪周旋三夜两天，最终安全脱险。
遭绑架，机智发暗号
朱安祥是代县某局副局长，今年40岁。1月1日下午，朱安祥携妻女到代县城东老家买了5公斤驴肉、10公斤酥梨，准备第二天去太原看望一位亲戚。
朱的老家距代县县城约3公里，买完东西后，已是20时，他开着车返回县城。行驶到胡家沟大桥时，在限制大卡车出入的水泥墩之间，出现了几块石块。因为天色已晚，回家心急，朱安祥就跳下车去搬石块。这时，令全家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三个蒙面人突然从桥下蹿上来，用枪对着他与妻女，恶狠狠地说：“规矩点，我们是要钱不要命。”朱安祥的大脑里顿时“嗡”的响了一下，他看一下眼前的三个蒙面人，一人拿着手枪，一人拿着长枪，一人拿着警棍。他知道，自己是遭绑架了。
拿警棍的绑匪掏出胶带来，缠住朱安祥的双手，并把他从驾驶座上拉下来，塞进了车厢后座。拿手枪的绑匪驾驶汽车，拿警棍的绑匪坐在副驾驶座上，拿长枪的绑匪坐在了一家三口的旁边。车调了一个头，朝着东山狂奔。
23时许，车开到一条山沟里停了下来。拿长枪的绑匪把朱身上的手机、身份证、200元现金、银行卡全部搜走了。当时，朱安祥身上有两张银行卡，一个是农业银行的卡，上面有100元钱，一个是邮政储蓄的卡，办卡后从未使用过。
这时，拿手枪的绑匪回过头来，问朱安祥银行卡密码是多少？为了防止不测，朱安祥把农行那个卡的密码告诉了他。绑匪说，让朱的家人、亲戚、朋友打50万元到卡上，但不能报警。否则，朱安祥一家三口全部完蛋。后来，绑匪们又搜朱妻子身上的钱物，结果一无所获。
这时，朱安祥的妻子原吉美（化名）说：“咱们无怨无仇，你们要钱，我们配合你，你把我丈夫的手解开，让他打电话就是了。”
为了方便打电话，拿长枪的绑匪给朱安祥解开了缠在手上的胶带。朱安祥为了稳住对方，就给一位要好的朋友打了电话。但他话中有话：“你给我准备50万元，打到银行卡上来。快，越快越好。”他知道，这位朋友不用说50万，就是5万元也没有。朋友问：“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他说：“我有急事，你什么也不要问，反正是急事，你没有就找朋友借，越快越好，十万火急。”
朱安祥给这位朋友打完电话后，又给其他几位朋友打了同样的电话。原吉美趁丈夫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时，故意哭了几声，暗示对方他们遭到了不测。
朱的这位朋友接到电话后，感到莫名其妙。平时，朱一般是不向朋友们借钱的，即使借，也是三百五百，顶多一千两千。现在，怎么深更半夜地要借50万元？而且又不说有什么用途？他觉得这电话蹊跷，便去找朱的其他几个朋友。其他几个朋友也正为接到朱莫名其妙的电话而大惑不解。
大家给朱安祥家里打电话，没人接；又联系朱安祥老家的人，老家人说他们下午回城了。联想到刚才电话里的哭声，他们猜想，朱一家可能是遭到了绑架。
朱打完电话已近午夜，几个绑匪从他车的后备厢取出驴肉、酥梨大吃起来。他借此机会，悄悄用短信的形式向两位朋友发出了“SOS”的紧急求救信号。
巧周旋，母女先脱险
1月2日8时，朱安祥的几个朋友匆匆来到代县公安局，向警方讲述了昨天发生的一切。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恶性绑架案。
忻州市刑警支队支队长张继邦、政委裴保生接到代县警方的汇报后，带领十余名刑警直奔代县，与代县、繁峙警方会合，成立了“1·1”专案组。
警方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朱安祥平时与人无任何经济纠纷，也不是大款，与他人也没有怨仇，绑匪对他们一家是一种非针对性绑架，而且绑架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要赎金。
9时左右，绑匪又让朱安祥打电话催要赎金，朱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朋友说，现在只筹到4.8万元，其他的钱正在筹措。为什么要准备4.8万元，这里有个技巧。往卡上打的钱太少，怕露出破绽，绑匪撕票；打的钱太多，又怕绑匪取款而逃。有零有整，说明朱的朋友正在尽力筹钱，可以稳住绑匪，设法救人。
自始至终，绑匪都戴着面罩。但朱安祥从他们说话的语气上能感觉到，拿短枪的绑匪30多岁，拿长枪的绑匪约40岁，拿警棍的绑匪20多岁。
代县与原平市相邻。10时左右，绑匪开车驶出山沟，去代县与原平交界的大营村取款。路上，开车的绑匪和副驾驶座上的绑匪把面罩翻至头上，看上去像一顶帽子，但始终不与朱照面。“1·1”专案指挥部通过技侦手段，发现绑匪在大营一带，紧急调兵遣将，沿路设卡围追。但中午信号消失，绑匪离开大营。朱安祥说，绑匪在大营查验钱到卡上并提取部分现金后，又窜到繁峙县城北面的一个山沟里。
从清晨到下午，绑匪隔一段时间，就让朱给朋友们打电话，问筹钱的情况。下午6时，绑匪再次催朱打电话，朱的朋友说“你不要急，钱我们正筹着”。朱从朋友的话语中，已经感觉到，警方已经介入，正在设法营救他们，他心里踏实了许多，胆子也大了许多。
绑匪又一次催他，他说：“差不多给朋友们打了一天一夜电话，因为不能告诉朋友们借钱做什么用，又见不到面，大家肯定不敢多借给，要不，让我老婆和孩子回去，亲自去借钱，肯定能多借些。”
原吉美也趁机说：“就是，让我去借钱，肯定能多借些。反正，你们是要钱，我们是花钱求平安。我去找钱，咱们都有利。一直把我们扣在这儿，一旦公安知道了，对谁都不好。”
绑匪为此产生了两种意见。拿手枪的绑匪说，可以放母女俩去筹钱，但拿长枪的绑匪不同意，但争执的结果还是放了母女俩。
张继邦、裴保生从原吉美的讲述中分析，绑匪出现在大营一带时，各交通要道设了很多关卡，但没有发现目标经过，绑匪从平时一般人不走的小路上穿插，说明他们对当地的地形十分熟悉，有可能是当地人，或者至少有一个是当地人。看来，单纯依靠围堵不是最佳办法，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引鱼上钩。
原吉美回到代县后，绑匪与她通电话，问钱筹得怎样？原吉美说，刚筹到8万元，其余的钱正在筹，但就要过年了，朋友亲戚们都不想借钱，能不能少一点。
很快，电话打了回来，绑匪说，最少30万元。
朱安祥也给绑匪做工作，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周围的朋友亲戚也都过得紧紧巴巴的，能不能再少一些。绑匪再三权衡利弊，决定再降10万元，变成20万元。
施妙计，一绑匪落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到了1月3日下午，绑匪将赎金降到了10万元，并声称必须在当晚交易，否则杀人烧车。同时，警方通过技侦手段，掌握了绑匪的确切位置。
原吉美根据警方提示，提出将10万元直接打到卡上，待绑匪取钱时擒获。但绑匪不同意将钱打到银行卡上，提出必须现金交易。原吉美按照警方的安排，提出一手给钱，一手放人。绑匪也不同意，说拿到钱后3小时放人。
刘建国是忻州市刑警支队缉毒大队的队长。1月2日，他与张继邦、裴保生等一同来到代县，碰头会上，刘建国提出由他乔装成原吉美的弟弟，与原一起交赎金时，抓捕绑匪。
晚上10时左右，原吉美给绑匪打电话，问怎么交易。绑匪说，随时电话联系。这时，朱安祥的手机没电了，手机卡插在绑匪的手机里，一直由持手枪的绑匪拿着。11时左右，这个绑匪离开了山沟。
绑匪不停地变换交易地点，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午夜12时左右，绑匪又一次打来电话，说交易地点改在繁峙县汽车站。但他同时说，只能原吉美一人过来。原吉美说，她一个人害怕，必须有她弟弟陪着，开车去送钱。
凌晨1时左右，他们驾车赶到繁峙县汽车站时，绑匪又说，改在旁边的一个加油站。他们到了加油站后，绑匪又说改在繁峙县城的一个公园。
但到了公园后，再给绑匪打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就在刘建国和原吉美焦急万分的时候，手机又响了，是绑匪打来的，说让他们的车停在公园边上，原吉美把钱送到公园中心的一块大石头旁边。
原吉美一再说，她一个人不敢去，必须带上弟弟，绑匪勉强同意。
借着马路上一辆车的灯光，刘建国看到有个人站在大石块旁边，刘建国和原吉美一前一后往前走，原吉美手里提着一个女式坤包，坤包里装着10万元现金，而刘建国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支上了膛的手枪。
刘建国看到，绑匪约1.7米的个子，右手背在背后，左手插在口袋里。
他们渐渐地走近，到了绑匪跟前时，原吉美说：“这是钱，10万元，你数数。”
绑匪用左手拉原吉美递过去包的拉链时，刘建国猛地一手握住绑匪的右手，一手摁下他的脖子，大声喊道：“不许动，我是警察。”
这时，绑匪扔下包，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枪，对着刘建国的胸脯，刘建国迅即用左手挡开绑匪的右手，右手迅速地掏出枪，对着绑匪的左胸打了一枪，绑匪倒在地上。
车上接应的两名警察听到枪声后，一人掩护原吉美，一人搜索周围。布置在外围的警察，也很快围拢过来。
倒地的绑匪还想逃跑，被围上来的民警擒获。现在医院治疗，暂无生命危险。
凌晨4时，山沟里，发现远处有灯光在闪亮，拿长枪的绑匪感到不对劲，对另一个说，他去找辆车，回来接他们。那个绑匪走后，朱安祥对剩下的一个绑匪做工作，说你还年轻，如果执迷不悟，会毁了自己。如果投案自首，他会帮他说情减罪。这个绑匪苦思冥想了一阵，丢下朱也逃跑了。目前，在逃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正在警方全力追捕中。
裴保生说，进入年终岁末，是刑事治安案件高发期。“1·1”绑架团伙，正是2008年12月26日在繁峙县绑架一名妇女的犯罪团伙。其中，两人是繁峙县繁城镇人，亲兄弟。另一人是内蒙古人。所持的手枪为仿真枪，长枪为五连发火枪。裴保生建议大家出行时一定要多加注意，遇到有人拦车或变相拦车时，要看清周围环境再作判断，以免受骗上当。
据《三晋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