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名蒙面持枪歹徒冲进郑州一家邮政储蓄所，将现场保安制服，让银行工作人员拿钱，并将一名储户装有20万元现金的红色尼龙手提袋抢走。随后4名歹徒分头逃跑，两个小时后均被抓获。

　　（1月22日《广州日报》）

　　不要以为又发生了一起银行大劫案，其实这只是一次反抢劫演习，但又不是普通的演习——歹徒是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安排人扮演的，除公安局局长和副局长外，全体参战民警和储蓄所员工无一人知道这只是演习，“一切从实战出发，就是要检验各警种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调作战能力。”据报道，警方高层对结果很满意，但舆论对此提出了尖锐质疑：如此“假戏真做”，万一民警使用武器，造成人员伤亡该怎么办？被“抢”储蓄所的员工受到了惊吓，又该谁来负责？

　　舆论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组织演习的警方高层不可能是傻子，他们当然很清楚，搞这样一场“假戏真做”的实战演习，要承担多大的风险。但他们依然这么做了，并对演习结果很满意，说明在他们看来，与由此宣示的警方突出成绩和可观政绩相比，为演习承担风险是值得的，包括在演习中可能出现的人员伤亡和各种损失，或许事先都已经被计入了“演习成本”。舆论提出的那些质疑，在当地警方人士那里大约根本不算什么。

　　上述分析或许会被认为是“诛心之论”，但我作此推断，并非没有事实依据。几年前，连云港市一家城市信用社组织一次反抢劫演习，为了追求逼真效果，在市公安局经保科的许可和“110”指挥中心的配合下，决定事先不通知信用社职工，并切断报警系统，人为设置“夺命绝境”。结果，蒙面持枪“歹徒”将信用社一名女职工吓出了精神障碍。不能说警方和信用社没有估计到“夺命”演习可能造成的危险，但在政绩意识的作用下，在他们的天平上，演习的重要性显然压倒了“参战”人员的安全与权益。在一些地方，这几乎已经成为警方的一种“职业病”了。

　　警方为追求实战效果，不惜在反抢劫演习中假戏真做，实际上，假戏真做之恶果尚有更甚于此者。我看到过一篇纪实报道：S市警方抓获了一名出售赃车的嫌疑人杜某，后证实该车于4天前在C市失踪，且得知C市已连续发生10多起歹徒杀人抢车的恶性案件。为“诱敌深入”，S市警方乃让杜某向他在C市的同伙李某等人“订购”一辆捷达，5天之后，李某等人在C市再次抢劫了一辆出租车，将司机杀害，将车如约开往S市交货，被S市警方抓个正着……警方把歹徒一网打尽了，但那个被当作钓饵的司机呢，他的生命难道是假的吗？

　　好大求功的“政绩病”不去，假戏真做的“职业病”势难根除。这次郑州警方组织的反抢劫实战演习有惊无险，实为万幸，但谁敢保证下次某个地方的实战演习不会“真做”出人员伤亡呢？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文集《英俊的丑角》等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