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方案中提到，为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从2009年开始，将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1月22日《新京报》）

　　建立健康档案的必要性自不待言，但北京等地的健康档案试点过程表明，人们在欢迎健康档案的同时，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护隐私的问题。

　　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不受利用，这是公民隐私权的一部分。健康档案的建立过程，就是公民基本信息和健康信息的采集、储存过程。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良好的隐私保护机制作保证，那么公民隐私被泄露、被侵犯的结果，将可能是一场灾难——事实上，由于网络、手机等技术越来越发达，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滞后，个人信息被非法采集、倒卖等问题，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这其中，就有不法分子相互勾结侵害公民健康信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深圳每年有10万孕产妇个人信息泄露，这些信息被刻录成光盘，以每张1.2万元的“一口价”公开销售。全国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将使这种让不法者大流口水的有价值信息达到一个惊人的数量，要避免个人信息被泄露利用，就必须有一个未雨绸缪的保护机制。在个人信息立法尚未取得突破之际，健康档案信息保护理当独善其身，作出有益的尝试。

　　对公民隐私的保护，应当从信息采集阶段就严格控制。既然是健康档案，就不能随意扩大信息采集的范围。“最必要、最克制”应当成为信息采集不能超越的红线。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统一的信息采集项目，各地和具体采集部门及个人不得扩大采集范围。

　　健康情况尤其是疾病信息，是公民最核心的隐私之一。比如，在相当严重的乙肝歧视、艾滋歧视面前，一旦某个人被公开为上述疾病，很有可能在社会中寸步难行。因此，健康档案应当由公民个人持有，信息库资料必须严格规定查询的条件，使健康信息限定在最小的知晓范围内。对于随意散播、出卖、收买健康信息的人员，要预置严厉的惩处措施。

　　同时要畅通公民权利受损后的救济渠道，包括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等司法便利措施。确保公民健康信息泄露之后，不需要公民自己去搜集证据，而由负责健康档案保管的机构自证清白。（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