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沙坪坝区中梁山上有个“上海村”。那里的上海人，多数是40多年前内迁来渝的技术工人。40多年来，他们是否早已入乡随俗？上海人清淡的饮食习惯，是否被重庆的麻辣替代……

　　回家就说上海话

　　得知自己献出青春的重庆标准件厂即将搬迁，1月3日，余建敏特地从沙坝坪回厂区看了看。顺便，她也看望一下住在厂区家属院的父母。

　　敲了几下木门，屋内没有回应，余建敏掏出钥匙自己打开。原来，父母在厨房炒菜，没有听到敲门声。“看来父母真的老了！”余建敏感慨：几十年的光景太短。

　　42年前，两岁的余建敏被父母带着，跟随500多名上海老乡内迁来渝，在中梁山华岩一村重庆标准件厂家属区安家落户。因为聚居在一起，他们被当地人称为“上海村”。

　　回到娘家，余建敏一改正宗的重庆腔调，用上海话与父母交谈起来。余建敏是“上海村”第二代，也是上海、重庆的“两栖语人”。余建敏的父亲余全福和其余500多人，全是重庆标准件厂职工。父亲退休后，她顶了职，前几年企业不景气，她成为首批下岗人员，现随重庆夫君住在沙坪坝天星桥，平常说得最多的是重庆话。而她的父母，则一直住在“上海村”，说的还是上海话。

　　语言，一直是“上海村”人与重庆人交流的障碍。几十年来，把“我”说成“阿拉”的上海人，仍乡音未改。因此，当地人就把上海人称为“阿拉人”。

　　上海人刚来重庆时曾闹出这样的笑话：一位上海男子在街上内急，向一重庆小孩打听公厕所在，小孩听不懂上海话，上海人就用半生不熟的重庆话说“拉”。孩子转身回家，叫来一中年男子，“这就是我爸爸，你找他有啥事……”多年来，这则笑话一直在“上海村”流传。

　　还有，到重庆一些日子后，“阿拉人”基本能听懂重庆话了，而重庆人听上海话仍像听“外语”一样。余建敏和一些上海姐妹跟重庆牌友打牌，围观的“阿拉人”便用上海话报牌，他们“得逞”多次后才被揭穿。再打牌时，重庆牌友绝不允许“阿拉人”围观。

　　余建敏几个姐妹的丈夫都是重庆人，尽管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但这些男人多数听不懂各自妻子的上海话。全家聚会时，姐妹们喋喋不休地用上海话聊天，调侃自家男人，几个大男人还嘿嘿地傻笑……

　　“阿拉人”精明受推崇

　　“直到现在，不少‘阿拉人’用钱，都还是每天计划多少，就去银行取多少。”罗良能作为“上海村”里的本地人，几十年与“阿拉人”打交道，不仅领略了“阿拉人”的精明，还学会了“阿拉人”的节约习惯。

　　“阿拉人”不论男女，购物买菜砍价都很厉害。重庆老人牟肇泉一语道破“阿拉人”的精明：“称一斤还要抓二两。”

　　不仅如此，“阿拉人”八成人家都备有一杆秤，每次买菜回家，他们不忘称一下是否缺斤少两，如果被菜贩做了手脚，准会提着菜篮返回去论理。对此，72岁的“阿拉人”姚福才不认为是小气，他说：“买卖就是要公平，过日子就是要精打细算。”

　　“上海村”里的第一代“阿拉人”吃不惯重庆麻辣，也不像重庆人那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更不会在餐桌上扯起喉咙、唾沫横飞地划拳。81岁的“阿拉人”徐水泉说，麻辣伤胃，烈酒伤肝，大块吃肉不利养身，饭桌上划拳不卫生。因此，他一直未能入乡随俗，饮食也保持着上海餐饮的清淡。

　　“说‘阿拉人’都很抠门其实不公平。”罗良能原来对“阿拉人”有误解，认为他们小气，即使请客，也不会像重庆人那样大碗大盘地款待。可被“阿拉人”请了几回客后，他改变了看法。

　　他发现，“阿拉人”请客很讲究，每道菜虽然分量不多，但品种丰富，而且少而精，一顿饭下来，既能吃饱吃好，还不浪费。和“阿拉人”接触多了，罗良能再不认为这是抠门。

　　罗良能记得，“阿拉人”刚来时，他和一批重庆工人帮忙搬家。有几家“阿拉人”从上海带来的柜子，三四个壮小伙都抬不动，他们以为是什么贵重物品。主人打开柜子，他们一看都惊呆了：里面竟是满满一柜蜂窝煤。“这种节约精神一直影响着我。”

　　婚姻有“内销”有“出口”

　　内迁重庆，“阿拉人”基本上是拖家带口，举家搬迁。到重庆的早期，他们难以磨灭大都会的优越感，在子女的婚嫁上，几乎恪守着一条不成文的习俗——最好找上海人。

　　52岁的黄伟政是个敢吃螃蟹的人，他10岁随父母来重庆，在重庆初中毕业后一直在标准件厂当工人，没有顺从“村”里的习俗，找了一位重庆妻子。可后来，还是因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最终离异。

　　黄伟政的“教训”，并没影响上海姑娘、小伙向重庆“出口”。余建敏姐姐余小妹记得，当年，她喜欢上一个高大帅气的重庆小伙，父母起初反对，可在她坚持下，父母最终妥协。她明白，那时候，很多上海家长觉得，重庆男人脾气暴躁，又大男子主义，不如上海男人性格温和，擅长操持家务。

　　不过，余小妹的朋友中，也有不少是靠“内销”的。这样的夫妻，尽管在重庆生活四十多年，仍说不好重庆话。而和她一样“出口”到本地的，重庆话都说得不错。他们的子女，更是成了地道的重庆人。

　　怀念弄堂晒棉被时光

　　“我越来越想念上海滩的阳光。”77岁的余金花记得，当年，他们500多人从上海出发，船队逆流而上，经过8天颠簸，在朝天门停船上岸。

　　一行人浩浩荡荡穿过还是一片树林的朝天门，被安顿在解放碑附近的宾馆。一些穿着印花衬裤的上海人出现在解放碑街头，重庆人惊呆了：“是日本人吧？”那时，重庆人还没上海人思想开放，对上海人穿衬裤逛街视为另类。

　　甚至，一些上海女士走在街上，许多重庆孩子会追着她们看。后来才知道，孩子们是来看她们穿的花衣服和喇叭裤。

　　“当年的优越感早已不复存在。”余金花说，刚到重庆时，“上海村”的5栋漂亮房子矗立在农田中间，显得格外气派。可几十年过去，当年的“豪宅”，已被高高低低的建筑群取代。

　　40多年来，很多“阿拉人”已经回去。按国家有关政策，他们回去，要么投靠亲友，要么在上海还有房产。还有，就是等孩子长大去上海读书、工作，父母跟着过去。

　　如今，“上海村”里的“阿拉人”越来越少。他们仔细算了算，已不到100户。仍留在“村”里的，大多是当年的第一代，这些已不再年轻的“阿拉人”，因语言、习惯以及气候差异，生活圈子越来越小。

　　在“阿拉人”樊丽娟婆婆的记忆里，上海滩的阳光很明亮很暖和，在老家，弄堂里只要摇铃一响，各家各户就会抱出棉被，到门前晾晒。不像如今很多小区，门一关，邻里间老死不相往来。

　　遇到冬日阳光，在这远离都市喧嚣的“上海村”里，老人们会聚在一起聊天。老人们聊着聊着，会集体突然沉默，呆呆地望着远方……

　　据《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