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还是个中学生的我，有幸跟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子闻吃了一顿午饭。就是这顿饭，让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现在，每当想到那顿饭、那位和善的老人，我还是百感交集。

　　茅草屋走出来的读书郎

　　1942年，我出生在八卦洲的一间草房里。我出生的时候，家里非常困难，连糊口的田地都变卖了。

　　在父亲的教导下，打小我就期盼着，将来能当上受人尊敬的老师。这样不但能养活父母，还能光耀门楣，更能弥补老父亲一生的梦想和遗憾。

　　在新街口三元巷的中英中学初中部，我度过了一段颇为艰辛的求学生活。当时，学校考虑到我家境贫寒，不但免去我的学费，每月还发我6元钱的奖学金。可即使如此，我还是凑不够每月8元的伙食费。一到月底，我总是身无分文。为了充饥，我常去食堂要点酱油冲开水喝。实在饿得受不了，我就回家一趟，吃点饱饭。

　　从新街口到八卦洲，路程大约50里。半夜2、3点，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往家赶。走将近6个钟头，我才能望到那间熟悉的小草屋。记得第一次走回家时，母亲当场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儿啊，是我们无能让你受罪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才有出头的日子啊。”

　　教师梦碎，我心灰意冷

　　初中毕业填写志愿，我没有犹豫就填写了南京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学生将来高中毕业，可以直接保送南京师范学院（即南京师范大学前身）。

　　在这里的日子，过得非常愉快。可到二年级时，意外发生了。一天，我们突然被告知：学校即将停办。从小吃了那么多苦，念了那么多念书，就是希望能“跳”出农门，当上老师。眼看美好的未来触手可及，却陡然间成了一场空。

　　当时的政策是，城镇户口的学生可以去农场劳动，农村户口的只有回家种田。在大家看来，去农场算是相对好点的出路。1962年，我提出申请要去农场。没多久，我如愿了。可等到了农场我才发现，这里的条件还不如农村老家。

　　一顿午饭，意外遇“贵人”

　　2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得到通知：一个由多位领导组成的“慰问团”将来看望我们。第二天的午饭时间，我们在食堂遇到了这群领导。当时我正站在墙角，低头啃着个黑馍头。

　　一群同学中，我显得特别瘦小。或许因为这样，他们一进来就注意到了我。“同学，这个馍好吃吗？”我一抬头才发现，一位看起来很和善的中年人在问我话。我赶紧回答，“还不错。”谁知他却不满这个答案，要求给他尝一块。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他笑了，“不太好吃。不过这比我们干革命时吃的要好。”他这一尝，慰问团的其他领导也纷纷向我要馍。这下可惨了。大家你一口、我一口，我的午饭一会儿就被慰问团“抢”光了。眼看午饭没了，我心里着急起来。那个中年人仿佛看出我的心思，叫我跟他们一块儿吃饭。

　　饭桌上，摆着几个炒素菜和大盆的白面馍头。好久没吃上这么丰盛的饭菜，我一口一口小心地品嚼着滋味。这时领导们开始聊天，我仔细听着才得知，刚刚那个跟我要馍吃的人，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子闻。而这次的慰问团，也正是他组织安排的。我暗暗吃惊：这人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可能是怕我不自在，吃了一会儿，他就主动找我说话。当听说我是八卦洲人时，他好奇起来，“那你不是应该留在农村吗，怎么到农场来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念了十几年念书，到头来还是要回家务农，我实在不甘心，就申请来这儿了。”话一出口，我才意识到，跟领导说这样的话好像不太合适啊。这下可糟了！就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他却一拍我的肩膀，“好，你敢说实话，说明你很诚实。这样吧，我帮你想想办法，一个礼拜后给你答复。”

　　一天，我在干活时，农场场主突然找到我，说是从南京来了两位老师，专门接我返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掐指一算，这天距离慰问团到访已有7天，正好是一个礼拜！没多久，我居然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成了八卦洲的一名小学老师。

　　我的恩人成了“坏人”

　　我成了农场里最幸运的学生。在我调回南京不久，其他人陆续被分配到生产队和工厂，从事体力工作。直到1983年，他们才回到阔别已久的南京。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常常被人问起，究竟是不是朱厅长的亲戚。每次我都耐心解释，“我们不是亲戚。照你这么想，他帮过那么多人，难道跟大家都是亲戚不成？”

　　1966年，我所在的小学开始停课闹革命。原本忙碌的我一下子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就打算去拜访这位恩人。等找到他的单位，人们纷纷对我投来讶异的目光。他们告诉我，“你说的那个可是坏人啊。你最好别跟他扯上什么瓜葛。”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一切，愤怒地告诉他们：“他不是什么坏人，他是我的恩人！”

　　由于当时消息封锁，我始终打听不出他的下落。后来我才听说，他被批斗得很厉害，还因此受了伤。这时候，他该多需要关心和支持啊，可我却无能为力。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格外自责。直到70年代末，我听说他又恢复原职，这才安下心来。

　　44载后的重逢

　　2002年，我退休了。算起来，当年的恩人也有80多岁了。我决心找到他，好好道谢。可不管我怎么打听，还是杳无音讯。直到2006年9月，一位人脉活络的老通讯员带给我一个消息：“你要找的人还在世。”

　　那个炎热的下午，我几乎是颤抖着拨通了他老人家的电话。电话是朱老的爱人接的。她客气地告诉我，朱老为人低调，平时不接待任何人。我着急地把情况告诉她，请她转达。“那请你再等等吧。”最终电话那头表示同意，我们便定好隔天的下午3点，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天我早早醒来，兴奋得就像小时候过年似的。提前一个钟头，我就赶到他家楼下。3点钟，我整理了下衣服，准时走进了老人的家。

　　我们一连聊了两个多钟头，还拍照留念。临走前，他执意要送我下楼。这时，我才注意到，老人走路时拖着一条腿，上下楼梯时身体也微微颤抖着。

　　大前天，我意外地得到消息：朱老已经离开人世一年多了。没能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我懊悔不已。见习记者 沈晓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