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 60岁 白下区 退休职工

　　父母一生清贫，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遗产，但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是我们一辈子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父母的教诲我们将牢记在心。我要对他们说，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做他们的儿子。

　　前两年我们去看了镇江的故居

　　我的老家在浙江省上虞风景如画的白马湖畔。我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他知识渊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解放初期父亲由同乡魏公公介绍到镇江江苏医学院任化学教师。于是我们一家人就从杭州搬到了镇江。母亲也在苏医附属医院干护士。

　　在镇江我们住在一个叫做万古一人巷的地方，是苏医的宿舍，我记得有一个大铁门，门槛是石头的，很高。里面一进一进的，很深，我们家住在第一进右边，进了大门过一个天井就到了，对门住着的是一户姓杨的，中间一个大堂屋，主要是做厨房和过道。大门口有个池塘，常有人在塘边钓鱼。那时家里的家具很简单，基本都是学校租借的，每月缴块把钱租金，十几年折价下来，家具就属于我们家的了。

　　母亲当时在附院护产科任护士，经常要三班倒，有时上了夜班回来，白天还要忙家务，尽管这样她还是把家里搞得井井有条。我们兄弟姐妹的穿着虽都很旧，有的甚至补了补丁，但都洗得干干净净。前两年我们到镇江还特地去故居看了看，老屋早已不复存在，被一栋栋高楼代替，但问了一些老人，他们讲了小巷的变迁，又把我们带到了五十年前的童年时代。

　　过年前，母亲熬夜为我们缝新衣

　　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和邻居小孩正在天井里玩纸飞机。母亲下夜班回来，我赶忙迎出去，想看一看母亲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可脚下一不留神跌了一跤，额头刚好碰在门口的石头门槛上，顿时左眼眼眉旁被刻出一道三四厘米的口子，一时鲜血直流。当时母亲二话没说抱起我就往医院跑，到了医院医生给我缝了几针。直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可我眼眉旁的疤痕依然可见，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因为过年就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可以跟大人出去拜年。可大人就不一样了。俗话说“小孩盼过年，大人怕用钱”。离过年还有一两个月母亲就开始忙开了，又是买布，又是买鱼买肉，然后就是挑灯夜战。有几次我夜里一觉睡醒，看见母亲还在灯下给我们做新衣裳。

　　每年大年初一我们一觉醒来，枕头边总是放着新衣裳和鞋袜。我们穿上一身新，高高兴兴去给父母拜年，看见母亲的眼睛都熬红了，看来她又是一夜未睡，但看见我们高兴的样子，母亲也开心地笑了。

　　父亲的学校从镇江迁到了南京

　　一九五八年，父母工作的江苏医学院由镇江搬迁到南京并更名为南京医学院。于是我们全家（除二姐当时正在念高三）随父母一起搬到了南京，住在城西。这里是南医的宿舍，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住着十来户人家。

　　我们家因人口多，分了所谓的“一套”，大的一间约十五六平方米，其余的三间每间只有十平方米左右。另外在斜对面还有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厨房。虽然房子面积不小，可是既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厅，不过房租挺便宜的，每月只有三四元钱。后来我们自己动手用木板隔了个“马子间”，总算有个“方便”的地方。那时大的一间父母住，进门的一间做堂屋，另外两间则由我们兄弟四个和她们姐妹几个住。这一住就住了近三十年，直到一九八八年拆迁我们家才搬出这个四合院。

　　24号四合院就像一部纪录片一样记录着我们家的酸、甜、苦、辣。

　　过了多年凭票买东西的日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全国到处经济萧条，供应紧张，什么东西都要凭证凭票供应，还要排队。那时母亲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上菜场排队买菜，有时为了多买几样菜，要排好几个队。母亲一大早就像打仗似的，这边排着队，那边摆个破篮子或石头之类的排队，这边买好后，立马赶到那边。有时赶过去已排过了，篮子什么的也早已不见踪影，又只好重新排队。

　　回到家已浑身是汗，吃完早饭，又忙着择菜、洗菜、准备中饭，母亲就像一台机器一样，一刻也不停留。我们都看得心疼，要求帮母亲一起去买菜，母亲为了照顾我们早晨多睡会儿，白天好有精力学习而拒绝了。有一次星期日母亲起床后，我也悄悄跟着起来，等母亲出了门，我就跟在她后面，到了菜场母亲惊奇地发现了我，“警告”我下不为例。我说今天是星期日，母亲哦了一声，以后每到星期日早晨我都常跟母亲去买菜。

　　我常跟着父亲去建邺路上的当铺

　　1961年母亲为了照顾家庭，从医院退职下来。全家的生活来源就全靠父亲每月的121元工资（父亲当时任高级讲师），要养活十二口人（包括我奶奶）。这在当时来讲还不算差。可一到每学期开学要缴学费就困难了，最多时有六七个子女上小学、中学。

　　我记得那时每到开学父亲就跟学校工会借六十元钱，然后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十元钱还借款，六个月还清后，下半学期又要再借。就这样平常生活还马马虎虎，若遇到逢年过节或天灾人祸，囊中羞涩，父亲只有把家中的东西拿到当铺去当。

　　我记忆中小时候经常跟父亲到建邺路上的一家当铺去当东西，当铺有两扇黑漆大铁门，门正中用红漆画了个大圆圈，圆圈里写了个大大的红“当”字，门口一个高高的青石门槛，当铺的柜台也是高高的。那时当东西分“熟当”和“生当”，也叫“活当”和“死当”，活当当的钱少点，但等有了钱可以赎回当品，而死当则反之。父亲那时基本上都是死当，家中稍微值钱的东西都当光了，开头当一些细软和首饰（母亲的嫁妆），而后则当些衣物和文物等。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一件羊皮袄，质地很好，父亲已穿了许多年，还有一本精装画册，那还是祖父从日本留学带回来的，里面有不少名画，画册装在一个皮包里。

　　有时星期日，父母会带领全家人出去游玩，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一早父母就忙着准备午餐，炒蛋炒饭，买烧饼、油条，偶尔也带点肉罐头、水果罐头等。再带上一床席子，到了中午把席子往草坪上一铺，全家人席地而坐，真可谓天伦之乐。那时的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等地都留下了我们全家人的足迹和欢声笑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父亲已离开我们四十余年，而母亲也离开我们十余年了。我们也都为人父为人母了，我们这个大家庭也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但记忆的长河就像复印机一样，童年的往事也像放电影经常在我的头脑里闪过，仿佛父母还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