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在一项“我最喜爱的历届春晚”的观众票选评选中，1983年“春晚”以40万票高居榜首。这个结果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不到600平方米的演播室、60多位演职人员、不到200名现场观众——1983年的“春晚”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第一次现场直播、第一次观众参与点播互动、第一次设立晚会主持人……此后，“春晚”伴随着亿万中国家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除夕夜，也在改革开放、国富民强的进程中，见证了大众文化从贫乏一步步走向丰富多彩。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26年前，在改革开放起步之初，思想领域内保守与改革不断发生碰撞，“春晚”的诞生也曾充满着变数和意外。
“你要尽力把它办好”
1982年11月的一个下午，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未搬到现在的世纪坛台址，而是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一起在南礼士路上的广播大院内办公。
电话是时任央视台长的王枫打来的，让黄一鹤马上去台长办公室。放下电话，他推门出了办公室，顶着风雪赶到了台长办公室。
进门一看，台长王枫和时任副台长、主管文艺部的洪民生都在，看到黄一鹤进来，王枫开了口：“老黄，这一次的迎春晚会交给你搞怎么样？你要尽力把它办好。”
迎春晚会其实是央视的一个惯例。
1978年2月6日除夕夜，复播不久的中央电视台恢复播出“迎新春文艺晚会”，内容包括歌舞表演、相声评书、京剧等节目，还有游戏环节。采用的仍是录像播出。
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能完整地回忆起那台晚会，因为当时全国电视机拥有量才100多万台，且绝大部分是黑白电视机，人们只有在机关单位或者少数干部家庭才能集体观看。
对于年纪大一点的观众来说，也许真正有印象的是1979年除夕央视播出的“迎新春文艺晚会”。
而这一次，导演的任务落在了黄一鹤的身上。
“就现场直播！”
作为央视的第一批导演，黄一鹤曾经参与过多次的迎春晚会，其中，1962年王扶林、谢添指导的“笑的晚会”逗得观众哄堂大笑的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口号在各行各业得到了积极响应，憋屈了十几年的文艺界开始有了一丝松动，一些新题材的电影和歌曲开始悄然兴起，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在宣传领域仍然到处是禁区，1978年之后连续几届迎春晚会都没有摆脱政治说教为主的特色。怎么样才能让人耳目一新？黄一鹤感到很头疼。需要扩充思路，重新定位。他赶紧找了助手郭璐璐，并联系了同在歌舞组的导演邓在军和时任中央警卫一师文化科长的老熟人杨勇，约着一起开会商量。如今已年逾六旬的杨勇仍然清楚地记得，四人碰头会是在1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在黄一鹤办公室召开的。
“老黄首先传达了台领导的意思，大概就是今年继续办迎春晚会，要有新意，能够吸引观众。”杨勇回忆道，几个人出了不少点子，其中就提到了要请观众参与晚会活动，进行电话点播和有奖猜谜。但如果要点播，就必须让晚会现场直播。
对于直播，黄一鹤和邓在军并不陌生，要知道，电视录像技术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才产生，七十年代中期传入中国。央视自1958年开播，“文革”之前所有的节目都是直播方式。由于“文革”期间直播节目曾发生意外，一度遭到批判，导致央视停播。复播以后，为了保证节目质量，很多节目包括《新闻联播》采用的都是录像播出，1982年之前的晚会也是如此。对于央视的导演们来说，直播的功夫已经有点生疏。
能否直播，这个决定非同小可，黄一鹤必须请示上级。
他连夜就找台长王枫汇报。王枫正在主持会议，黄一鹤闯进来使得会议不得不暂停。黄一鹤把大伙儿的想法一说，没想到王枫听了很高兴，答应马上召集技术部门开会研究。
第二天一早，王枫通知黄一鹤：“就现场直播！”
20多年后，当记者就这段经历采访王枫时，获得的解释出乎意料，“因为没有钱做录像啊！当时录像机技术刚起步，一个磁头就要3万美元，要保障日常节目的录像播出，实在是没有钱弄晚会了。”
除了缺少经费之外，担任台长之前一直在北京市电视技术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的王枫也有自己的考虑。在他眼里，1983年的晚会采用直播方式已经具备物质基础。
1962年，全国电视机数量不到1万台，央视的节目只能在北京地区收看。1971年，邮电部的微波中继干线初步建成后，央视的节目通过微波线路陆续传送到附近的省市。1976年7月1日，根据全国省级电视台共同协商的意见，央视第一次试播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向全国10多个省、直辖市电视台传送信号。
与此同时，电视机也迅速普及，1979年全国电视机拥有量达到485万台，1982年达到2761万台，每年都以几百万的数字增加。
“同意马季、姜昆上！”
直播方式的确定，大大激发了几位策划成员的热情。很快，一套崭新的晚会方案就出台了。“直播可以让观众和演员互动，既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节目也会更有悬念。”
但采用什么方式才能及时互动？靠现场组织百十来号观众感觉太单薄，只有让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参与到晚会中才能体现，电话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惟一选择。
1982年9月22日，第一批共22个投币式公用电话亭在北京市东、西长安街等繁华街道出现，当时打一个市内电话要5分钱。而这个时候，全国的电话用户已经超过了300万。
让观众打电话到现场点播节目，在此之前可是从未有过的事，这个点子很快获得了一致通过。只是，当时央视一共才十来部电话，除了领导办公室之外，台里想尽办法才挤出其中四部能够直通的电话做热线，提前一天由《北京晚报》公布。
光有电话点播还不够，以前的晚会都有一位报幕员介绍节目，而且是录播，节目之间可以剪辑，采用直播方式的话，节目衔接就得出新招，不然很容易冷场。策划组想到找几位相声演员来串联，既可以当报幕员报节目，还能插科打诨带动气氛，一举两得。
上世纪80年代初，语言类节目主要是相声和话剧，喜剧小品仍未成型，以相声演员为主的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正好和央视在一个大院。相声界名人辈出，中青代的领军人物有马季和姜昆。之前黄一鹤就曾和马季、姜昆合作过，彼此很熟悉。当黄一鹤找到他们俩后，三人一拍即合。随即，马季、姜昆加入到晚会策划组。
迎春晚会要请相声演员当主持人！这个消息竟然在台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央视晚会气氛应该庄重，让相声演员当主持人会让晚会偏离传统风格，还是央视的新闻播音员更胜任这个任务，也有人说，相声演员格调不高，会使整台晚会流于庸俗，弄不好会闹出政治问题。
面对反对声音，策划组有自己的看法。当时的《新闻联播》都是录播，播音员习惯于念稿子，风格稳重，临场应变不足，采用直播的话，串场时主持人不但要播报下一个节目，还要用小幽默或者笑话带动现场气氛，相比而言，临场发挥型的相声演员更合适。而且马季、姜昆都是“文革”以来的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还曾被评为优秀青年代表，政治上没有问题。
20时，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正式拉开帷幕。首先是赵忠祥致开幕词，公布晚会的热线电话和有奖猜谜活动细则。然后是四位主持人介绍到场嘉宾，接着由晚会艺术顾问之一的相声大师侯宝林讲话，再由主持人代表所在的行业向全国人民拜年。走完了这一系列程序，晚会才真正开始。
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李谷一的独唱《拜年歌》。整场晚会中，李谷一一共演唱了7首歌曲，这个纪录直到今天仍没有被打破。然而，李谷一差点就和这个纪录失之交臂。
杨勇记得，当时李谷一所在的中央乐团原本不愿意让她上“春晚”，因为1983年大年初一，团里安排了一场在深圳剧院的大型表演，李谷一作为招牌演员必须出场，并且是面向港澳地区售票，门票早已售空。那时深圳还只是作为一个对外的小窗口，基础设施刚起步，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机场，去深圳必须过两条河和边防安检，一天之内赶到几乎不可能。如果临时抽调李谷一到北京参加“春晚”表演，很难保证第二天不耽误在深圳的演出。
但是，李谷一是当时全国最火的歌星，为了保证收视率，策划组怎么也得想办法让她出现在“春晚”现场。
就这样，台里的一部长途电话成了杨勇的专线，他与中央乐团的领导开了两天的电话会议，始终没有谈妥。最后还是通过公安部协调出一个方案，初一一大早央视用专车送李谷一到首都机场，赶上午8时多的飞机飞往广州白云机场，广东公安厅派专车接到人后，一路免检过边防到深圳的表演场地，确保当天晚上的表演。
听了这个方案，中央乐团同意了，李谷一才最终出现在1983年“春晚”的现场。
王景愚拒演《吃鸡》
李谷一刚唱完开场的《拜年歌》，姜昆就上来了，嚷着没吃晚饭，肚子饿。在晚会进行中，他不时地在观众席转悠找零食。别看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其实是串场的伏笔。
晚会进行到第16个节目，由斯琴高娃和严顺开表演《逛厂甸》。“虎妞”斯琴高娃看中了在一旁候场的王景愚手里端着的一盘烧鸡，嚷着要买，王景愚不答应，两人正在台上吵着嘴，没想到姜昆在下面偷偷把鸡给吃了。
丢了烧鸡的王景愚气呼呼地找马季评理，马季刚要质问姜昆，姜昆赶紧把一块鸡肉塞到马季嘴里。马季把鸡肉藏到背后，转过头来批评王景愚：“没有鸡你就不能表演了？老演员嘛，就来个无实物表演嘛！”就这样，王景愚开始了无实物表演《吃鸡》。
没想到，王景愚因为这个表演红遍大江南北，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叫他“吃鸡的”。
《吃鸡》创作于1962年，在1963年的元旦晚会和之后央视举办的“笑的晚会”上，王景愚曾多次表演过。但在随后的“文革”中，“笑的晚会”和小品《吃鸡》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的代表，王景愚也多次受到批判。这痛苦回忆显然让王景愚心有余悸，缩手缩脚。
就在1983年“春晚”开播前一个星期，《吃鸡》仍然没有定下来。策划组赶紧派马季、姜昆做他的思想工作。
王景愚认为，这个节目无主题，容易让人想到庸俗和胡闹，当年就曾因为“无缘无故地笑”而被批判过，上晚会不合适。
姜昆安慰他：“《如此照相》我都说过，还被有些人批判，不也过来了吗？”
“你那突出政治，怎么也是社会大主题！我这《吃鸡》突出什么？突出个吃字？”王景愚反驳。两人争执不下。
马季这时说：“十几年时间，老百姓都没怎么乐，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后相声这么受欢迎？就是大家需要欢乐嘛。咱们搞晚会胆子要大点儿，让大伙儿乐了就好。”王景愚听了，沉默了半天，但还是没有松口。
黄一鹤和杨勇看到这种情况，边给王枫汇报了情况，边继续攻王景愚的“思想堡垒”。最后，王景愚看了领导的批示才终于松了口。
刘晓庆在主持中给父母拜年
晚会开始近两个小时，看着所有的演员和节目都顺利地进行着，但坐在监视器旁的黄一鹤心里却忐忑不安，他的脑海里始终有个担忧，那就是刘晓庆。
刘晓庆是所有演员中最后一个报到的，晚会开播前四五天她才从外地片场赶回北京。性格直爽的她刚到剧组，第一句话就给黄一鹤出了个难题：“我好几年没有回家乡过年了，想在晚会中给爸妈拜个早年。您看行不行？”
刘晓庆的这个“小要求”让策划组的所有成员都头疼不已，为此专门开了个会商量。最后，大伙儿一致认为：从政治严肃性来说不太合适，但从个人情感出发又情有可原。而且1983年“春晚”的基调就是突出阖家团圆欢庆春节，刘晓庆给父母拜年也能算是符合精神的。
可这事谁也做不了主，黄一鹤只能找主管晚会的台长王枫请示。王枫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只好转而请示广电部长吴冷西。
1983年2月10日，晚会最后一次彩排，王枫照例陪着吴冷西检查情况。看到一切准备就绪，吴冷西很满意，亲切地和演员们聊起家常。王枫赶紧招手让黄一鹤过去。黄一鹤到了跟前，顺势就把刘晓庆的要求给说了出来。
吴冷西略微沉吟了一会，对黄一鹤说：“你必须保证(刘晓庆)完全按准备的台词说，不要多说，也不能说错。”得到了领导同意，黄一鹤赶紧让主持人设计台词，并且一再嘱咐刘晓庆必须按台词说。
“今天是除夕之夜，我在这里向远在老家、坐在电视机前的爸妈拜个早年。”当看到刘晓庆在主持过程中按照台词自然地给父母拜完早年，坐在监视器旁的黄一鹤才松了一口气。
《乡恋》解禁
晚会最大的一个高潮，是李谷一演唱的歌曲《乡恋》。
《乡恋》诞生于1979年，由著名作曲家张丕基作曲、李谷一演唱，随着电视片《三峡传说》的播出而红极一时。可是，由于当时文艺界仍然受“文革”时期歌曲“高、快、响、硬”的影响，《乡恋》一经播出就受到点名批评，被列为禁歌。
晚会刚开始不久，负责电话记录的一位小女孩就端着一个盘子走进了导演间，盘子里堆满了点播条，都是观众通过4部热线电话打进来的。
黄一鹤随手打开一看，几乎全部都是点播李谷一的《乡恋》。
一开场就碰到了这个雷区让黄一鹤措手不及。他知道，如果《乡恋》在电视节目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就是意味着开禁。这可不是件小事！
怎么办？黄一鹤看到了坐在观众席旁的吴冷西。
这个决定只能让领导斟酌了。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位老同志去”。小女孩走到吴冷西面前，把盛满点播条的盘子递给吴冷西。
第一次，吴冷西看了之后马上摇了摇头，将盘子放到了面前的桌上。可没过多久，小女孩又端来一满盘子，黄一鹤一看，还是点《乡恋》的。黄一鹤又指了指，小姑娘再次把盘子送到了吴冷西桌上。吴冷西看了看，稍稍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摇摇头。
就这样，一连递了四五盘后，黄一鹤看到，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在过道里来回踱步，还掏出手帕擦了擦汗。终于，他走进导演间，沉默良久，猛地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对黄一鹤说：“黄一鹤，播！”
听到领导的指示，导演间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马上就慌了手脚。那个时期还没有现场伴奏，所有的歌曲都是提前准备好磁带，在现场播出时演员只要对口型就行。可是，《乡恋》已经被禁播了好几年，录音师根本就没有准备磁带！
黄一鹤赶紧让大伙儿找磁带。最后，一名技术人员告诉黄一鹤，家里有《乡恋》的磁带。黄一鹤立即让他骑单车去拿。20多分钟之后，这个小伙子满头大汗地把磁带取了回来。
黄一鹤马上通知主持人姜昆插报《乡恋》、李谷一准备。《乡恋》终于在“春晚”中亮相了。
聊起这段往事，李谷一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感慨万分地回忆，当时她已经唱了五六首歌，并不知道幕后发生的这些事。突然听到主持人姜昆拉长了音报：“乡——恋——”惊讶之余，李谷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三个字：“解禁了”。
《乡恋》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这个惊喜也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0时30分，时间总长4个半小时的1983年“春晚”落下了帷幕。作为导演的黄一鹤和邓在军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演播厅的暖气并不是很足，但黄一鹤已满头大汗，贴身的秋衣也几乎湿透了。
“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直播，每个人都很紧张。后来慢慢习惯了，也就好了。”黄一鹤说。
后来黄一鹤才知道，四部热线电话因为连续10个小时超负荷工作，电话线路全都烧热了，负责线路的电话86局值班人员不得不报警，工程技术人员和消防人员在电话局守了整整一夜！
60多人撑起83春晚
1983年央视“春晚”的直播如同一枚石子猛然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荡起无数涟漪，在当时沉闷的文化界迅速引起巨大的争议。一台完全以欢歌笑语为核心的晚会，颠覆了绝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多年的晚会概念。一时之间，质疑、批判四起，但更多的是全国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从大年初一开始，广播大院的收发室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件，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每隔几天都是一麻袋送到黄一鹤办公室，最后不得不单独给“春晚”信件设立一个收发室。
和现在“春晚”的财大气粗相比，1983年“春晚”的各项数据让人颇感意外。整个演播厅不到600平方米，晚会的工作人员和表演嘉宾一共60多人，现场观众不到200人。
对于1983年“春晚”的总费用，王枫和黄一鹤都表示不太记得，因为没有服装采购费，演员、主持人都是穿着自己平时的衣服，女嘉宾大多数是毛衣配西装裤或者连衣裙。刘晓庆身着红衫黑裙成为了当晚最亮眼的明星。据她回忆，1983年“春晚”播出不久，她在大街上就看到很多女孩穿着类似的衣裙，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晓庆衫。男主持人和男嘉宾大多穿着中山装或者西装，都没打领带，个别人还穿着卡其布的工装，带着浓重的时代气息。同时，场地布景都是现成的，也没有花钱做焰火。
黄一鹤惟一记得的一笔开销是购买有奖猜谜环节的奖品：蓝色笔记本，每个五角钱，买了1000本，是从上海订购的。“500元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最后是打报告给副台长阮若琳才定下来的。”黄一鹤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春晚”开始使用面积达到1800平方米的央视1号演播厅，演职人员人数也年年攀升，2008年“春晚”突破两千人，现场观众也将近千人，每年公布的收视率也是屡创新高。
尽管现在“春晚”的总导演们都一再表示每年“春晚”的花费并非媒体热炒的那么高，但一直有消息表示，明星们都有根据各自“身价”制定的出场费，上千人的伴舞演员的服装全部是定做，还有现场华丽的舞台布景、灯光、焰火等开支。甚至近几年的“春晚”主持人整场换四五套服装，每套都是动辄花费数万至几十万元去国外量身定做。
“耗费肯定是不小的。”一位总导演告诉记者。
（刘可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