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
素馨最知春，羊城百花竞市
龙钱难压岁，京都群鬼闹年
1901年2月19日，20世纪莅临人间的第一个生肖就是丑牛（辛丑，光绪二十七年）。始于南宋、盛于明清的广州新年花市腊月廿三已见“游人如蚁”。爱美的岭南少女时兴到通宵营业的承宣街（今北京路）或桨栏路花市，买回一串串叫素馨的蕾朵插在云鬓。让花儿慢慢吐蕊，香气渐渐浓郁，似乎逐日传递着“春已几许”的消息——到初一那天恰好完全绽放。
这年，阴历新年的首日还不叫春节，沿袭着汉武帝颁行《太初历》时恢复的夏代以正月初一为“元旦”的传统，雅称元旦、上日、岁朝、新正等，俗称新年、年禧。地方官员这天凌晨要到各地象征皇权的万寿宫朝贺遥拜。除夕夜，广州为方便文武百官向旧址在文明门外天字码头附近的万寿宫聚集，以及为赶烧功德最大的“头炷香”而夜半出门的妇女，城门通宵开放。
据成书于上年三月的《燕京岁时记》实录，京城还流行另一种压岁钱：“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但上年侵入京都烧杀抢掠，作尽万恶的八国联军——那群被称为鬼祟和野兽的东西，却没有被龙钱压住，是年欲签瓜分中国的《辛丑条约》。冰心女士回忆，一位住在使馆区东交民巷里的文人，庚子年后（如为次年即辛丑）贴出一副门对：“望洋兴叹，与鬼为邻”。
1913
除旧岁，新事业从“头”做起
讨口彩，倒贴“福”不是正传
1913年2月6日再逢丑牛（癸丑），已是中华民国二年。中国过年史上一个新年俗滥觞：“有钱没钱，剃头过年”。起因是孙中山发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那种把前半个头顶剃得精光、瓜皮帽后又伸延出一条“猪尾巴”——象征满清统治的男人发型。剪不剪辫子被看作是否愿与清政府决裂的政治标准。
这年是民国政府发布“去辫改装令”后的第一个新年。上海一些光复剪辫团开办的剃头铺子借新年之际力推新俗。应景春联说：“新事业从头做起，旧现象一手推平”、“握一双拳，打尽天下英雄，谁敢还手；持三寸铁，削平大清世界，无不低头”。
晚年落籍上海，与老友诗酒唱和的清末秀才、资深报人高太痴大年初一写下一首《癸丑元旦呈希社诸君子》，还感觉“短发迎年”的不适应：“破帽迎年短发垂，辛盘欲荐意迟迟。余生幸免罹秦法，古道犹能守夏时……”
是年报端一幅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木刻新闻年画还透出另一番年景：一对贫贱夫妻为无钱过年发愁，孩子见母亲为他穿的是一件打补丁的旧衣裳，便问：“妈，怎么不给我穿新衣？”母亲说：“过新年的人才穿新衣，咱们是过旧年的人，不穿新衣啊！”
五代时随中原移民南迁流入岭南民间的诸多年俗还纯正地传承着。比如门上的“福”字必须正贴，只有土（垃圾）箱子、柜子上的“福”字才可以倒贴。
1925
一岁双禧，广纳余庆
有损无益，倡禁爆竹
“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传为五代时后蜀主孟昶撰写的这副我国最早的春联，在1925年1月24日（民国十四年）乙丑新春莅临的时候，有人才发现这是一个有远见的“预言”。
早在上一轮丑牛过后的1914年，民间普遍感觉阴历阳历并存，“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多有不便。内务部也认为“乘时布令当循世界之大同，通俗便民应从社会之习惯”“倡禁爆竹”，于是在坚持阳历新年为“元旦”的前提下，又向大总统提出以阴历元旦为“春节”的呈文，得到批准。
这年是阴历元旦改称春节的第11年，上海商界继续全体休息，机关停止办公数天，工厂放假，出游者几乎将道路堵塞。
开封的男人们初一东方未明就启程四处拜年了。所拜的第一家照例是父母俱存、兄弟不争财产的“财旺人旺”之家。
在香烛齐燃、爆竹争鸣的气氛中合家拜天地神位和祖宗图影，是春节的重要习俗。清末秀才、民国企业家聂其杰年前著文认为，“供祭祖宗”是一种传统美德的体现：“年节办些好吃的饮食，先供祖先……并不是说祖宗的灵魂要吃东西，不过是逢年过节，想到自身及一家人的由来和现在的享用，就要记得祖宗父母遗留的德泽顾复的慈恩……这忠厚的意思是极好的。”
1937
梅花消寒，国历再染春色
面子要命，信誉须过年关
1937年2月11日，丁丑（民国二十六年）新年，是冬至翌日起算的“六九”第七天。天津一些乡下人家墙上贴的空心梅花“九九消寒图”，已被孩子们涂红了52瓣。
消寒图是始于明代的民间年画中历画之一种。明《帝京景物略》：“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因过年是九九中一个重要的日子，又称“岁朝吉庆九九图”。
这种年历画的再现，最初的缘由是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后为显其变革社会的“革命性”，不再默认阴阳两历并行，于1930年1月1日依靠政治强力将1927年肇始于广州的彻底废除旧历运动推行全国，视“奉行阴历的就是反革命”。新国历不准加注二十四节气及旧历岁时节令等，聪明的年画商便重推“九九消寒图”“二十四节气春牛图”等年历画“打擦边球”。
国历简单地将阴历年硬搬到阳历年，出现了许多尴尬局面。冬至杀年猪，过阳历年腊肉就绝对做不出。靠移、挪——而不是换算出的元宵节，也使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基本没有月亮。
各地政府也想出一些变通、磨合的办法，比如“旧历年决不放假，但各职员如有请假者，亦皆准予所请，以三天为限”。这年，云南玉溪海屯乡大营村为庆贺丑牛新春，请来丑角名家唱戏，有人为遵从国历不愿观看，村中光绪年间秀才出身的甘家恩便写了一副双关联贴在戏台的廊柱上——见证着国历和旧历较量的痕迹：“愿听则听，愿看则看，听看自取两便；说好便好，说丑便丑，好丑要唱三天”。
商店和顾客的往来交易、商家和钱庄的往来款项，是年前后依然坚守着以旧历年关为限如数结清的习俗，“如果力不能还或有意规避，你纵能逃过此关，不过你以后的信用便要破产。故要面子的朋友，不论怎样窘迫，也要竭力设法现款来还清，免使人家耻笑和失却信用。”（郁慕侠《上海的鳞爪》）年关——作为维护国人正常经济生活和秩序的“信誉关”，有着正面意义。
1949
接福箱，接到喜讯
迎喜神，迎来救星
20世纪丑牛第五度逢春，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1月29日（己丑），商家云集的青岛海云街家家贴着春联的大门上，年三十还挂出一个个红纸裱糊的盒子，专门接收前来拜年者或代主人拜年的仆役投送的贺年片。
红纸盒子叫“接福箱”。前身是明清时期乃至更早的“门簿”——一种新年贴在门上的红纸袋子，又名代僮、接福。这种不用见面又能传情达意的贺年形式，原称“望门投刺”（刺，名片）或“闭门传简”。是年青岛的商家们收到的一些贺年片还增添了新内容：背面印着中国共产党对敌区商人的宣传政策。
大年初一，连夜发完“名片”的地下党员、海云街“子俸药房”的少掌柜以拜年为由登门听取“同行”反映。老板们比划着手势悄声告诉他：“八路”上门拜年了！
初一早晨一家老小穿戴齐整、燃鞭出门，按照历书上注明的当年喜神方位行走，期以迎到喜神的年俗还在武汉、上海等地传承着。武汉人叫“出方”，上海人则称“兜喜神方”。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北宋王安石的《元日》诗成了古都北平己丑新年的真实写照，一场名副其实、天翻地覆的除旧布新与新年联袂而来：腊月廿三小年后第二天，广播里传出傅作义将军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的消息。正月初三，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初五那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以聂耳作曲的《大路歌》为前奏曲开播，“大家努力，一齐向前！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成为流行的年歌。“大喜，好日子终于来了！”则是人们见面说得最多的年话。
这年还有个不容忽视的亮点，见于海南省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海南区党委1949年1月5日面向党政军民各级机关发出的“庆祝春节”通知，首次把过年最重要、民俗最繁忙、国人情感最看重的一天——除夕，纳入春节三天假期，这为57年后一场围绕除夕是否放假的争锋提供了先例。
1961
春节新生，贺岁大反串
辛丑再逢，好个颠倒年
“春节欢庆夜，娇儿呱呱生。生后刹那间，两眼如明星，应是逢盛世，急欲看太平。辛丑岁属牛，牛能利农耕。此儿诞生后，年年岁丰登。”
一年末夜连着一岁首日的春节，是文人墨客的敏感时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长歌短咏、作文绘画，形成文人阶层的独特年俗：元旦书红，或称新正开笔、新年抒怀等。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正式将“春节”和“新年”并列为全民的法定假日——而春节放假更长出两天，体现着对民众心目中“第一节令”的特别尊重。是年距春节真正得到合法地位的1949年恰为一轮丑牛。
各地剧团为保证大年初一“开台”，则提前到腊月廿八“封箱”（旧历年末把戏装行头封入箱中休演）。
需要补充一笔的是，从进入20世纪第一年遇到辛丑，到是年再逢，是六十年周而复始的一轮花甲，其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时在美国的胡适从这年的公历数字1961着眼，发现这是一个西方年俗中的“Upside-Down Year”（颠倒年），即顺看和反转了看数字相同。上一个颠倒年是80年前的1881年，下次最近的6009年要再等4048年。他说：“一生要遇上这么个年头，是人的不容易呀！”（《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这一说法传到国内，被解释为一个难得的“上下合一”吉利年。
现实中这个特别的年份也包含了反转、转折的意味。上年10月党中央遏止了“大跃进”浪潮，回过头来纠正“左”倾错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至此也告一段落。春节前1月29日的《大公报》将一条“气象新闻”特意安排在头条，说我国气温可能进入又一个变暖的时期。
1973
旺年纳福，瑞狮海外佑赤子
移风易俗，丑牛九州争上游
1973年2月3日癸丑新春。因横跨180度经线成为世界上既是最东又是最西的多种族国家——斐济群岛共和国发行了一套庆祝岛上各民族节日的邮票，面值最高的一枚是“Chinese New Year”（中国新年），描绘当地华人华侨过春节耍狮子舞的情景：一人站立舞狮头，一人弯腰舞狮身和狮尾。从邮票上舞狮人下着运动裤和运动鞋看，应取材现实。
年俗中狮子称瑞狮、狮神，有驱邪旺年、招财纳福、保佑人畜平安之功。
1973年是文革以来国内“过革命化春节”的第七年。其间再次引发用新年元旦替代春节运动，虽未成功，却使年俗因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发生变异——而又终难破除坚硬、顽固的年俗躯壳：腊月廿五不再是扫舍日，却要“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突击活动”；拜年被革了命，改兴寄送“春节慰问信”；旧春联跟不上形势了，则从元旦“两报一刊”发表的《新年献词》中找些响亮句子编写新联——这年“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配成一对；“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也正好写三字一行的正方门心。
当然也有诸多“禁忌”，山东乡下人家也会“古为今用”——预先在孩子口袋里装一粗纸，说错了话拿出来往嘴上一擦，说句“童言无忌，就当放屁”了事。
尽管反对“人生在世，吃穿二字”等享乐思想，但过年的核心内容——“好吃好穿”却没有被革命掉。春节新闻说，工农兵最喜欢穿的“棉的确良”，本年增加了不少新品种。洗后不用熨烫的定型衣料做成的衬衫和裤子，各种颜色的灯芯绒和印花、提花灯芯绒开始流行。
1985
扬鞭打牛，节迟人心早
祈福感恩，岁暖春意浓
因农历甲子年“闰十月小”多出一个月，随之到来的1985年春节——乙丑正月初一对应的公历日期后移到2月20日，成为20世纪最晚的春节。
这为倡导以二十四节气的立春为春节，区分“岁首”和“春首”的学者提供了例证。他们认为春节日期不固定麻烦太多，比如这年春节迟于立春16天，而国人立春一过就要春耕春灌，与北方年俗“不过十五不下地”之说矛盾；也让中原地区“破五”——初五那天做些运肥、整田等破土劳动的民众感到两难。
聪明的苏南乡人早在70年前阴历元旦改名春节后，就为适应春节和立春的时差，恢复了始于北宋或更早的“打春”习俗：每遇春节晚于立春超过5天，便造一彩绘土牛，于立春凌晨抬着沿街唱舞，任人鞭打，谓之“打春”或“鞭春牛”。借以提醒乡人冬去春来，大地复苏，授时而耕，无须等待春节了。
这年是结束十年浩劫后的第九个、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七个春节。第三届全国“迎春——长城”主题征联的一副获奖作品是祖国年景的生动写照：“四序更新，巍巍乎，万里长城，三春不老；一元复始，灿灿兮，千年古国，九鼎生光”。
建国前北京“万里云程踏车会”会头隋少甫主持恢复了北京地坛文化庙会，激活了“逛庙会”这一形式沉淀、结晶的年俗健康因子——感恩祈福与营造祥和。而一个“逛”字，又让寻求释放生活压力的现代人，从年味中体会到应有的闲散、自由和放松。民间鼓舞文化的经典之一“抬神楼”也复活于渭南韩城。手足戴有铜铃的抬楼人在擂鼓者的引导下，统一步履，轻踏漫进，又耍又舞，展现着以“团结、和谐、欢庆”为旨的节庆文化神髓。
1997
迎回归，大团圆喜成新年话
送温暖，雪中炭辉映锦上花
1997年2月7日，20世纪最后一轮丑牛（丁丑）莅临人间。有人这样贴出门对：“春满乾坤福满门，福禄寿三星共照”——把两副不同的对联弄混了。
年文化的内涵正在流失。有人发出保卫春节的呼吁。
进入90年代中叶，由于国人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方式冲击、洋节挑战，乃至央视春晚长期占据年文化的核心时空——却难以传承年文化精髓，致使许多过年的“讲究”，只剩下“有那么点意思”了。
传统春联除了驱邪纳福的本义，还是迎接拜年亲友的一张“文化脸面”。方兴未艾的打电话、发传呼替代了登门拜年，自然这脸面就少有人注意了。
乃至是年邮政部门通过拜年封送给全国人民的一副新春联——“紫气东来神州大地传喜讯，春风得意万里山河庆丰登”也经不起推敲：字面上“东来”和“得意”、“神州”与“万里”显然都不是一对，而传统年俗中，春节应为“祈”年，而非“庆”丰。这较之60年前那轮丁丑有人能写出精妙的干支励志联“白丁有志须求学，黑丑逢春尚着花”，已不可同“年”而语。
不过这年有人用中英文相互谐音而巧妙嵌入生肖的新年贺词倒别有新意：“Happy牛year!”
被生活方式和观念嬗变催生的新年俗，则让国人享受到另类过年感觉。受上年春节连续七天公休的影响，这年起，春节从旅游淡季突变为出行黄金周。是年北京大小体育场馆也打开大门。“保龄球、轮滑、羽毛球到室内攀岩，64项体育活动把大约10万以上人次的北京人从麻将桌和酒桌旁拉走。”
“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与这一舆情相呼应，为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送温暖活动”是年已成为各地政府过年的优良传统，节前以办好事、办实事的形式广泛开展。而离开祖国百年之久的“游子”香港，也将于这年7月回归，使丁丑新春的“团圆话题”，扩展为亿万国人的共同年话——祖国大家庭的大团圆。
(李中国 来源:羊城晚报)
子岁“鼠咬天开”，丑年“牛辟大地”。牛，是古老中国农耕文明的象征。家有耕牛，是富贵的标志；镇妖铜牛，是吉祥的化身；周易以“坤为牛”，是厚德载物、负重致远的品德载体。欣逢21世纪第一度牛年莅临人间，每见承载迎春、添禄、增寿、报喜、送财等年俗重任之牛活跃眼前，不由忆及上世纪一路拓荒而来的九度丑牛——在拉动百岁年轮前行之际，又传承、扬弃、刷新着一幅幅怎样的民俗“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