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砰！砰！砰！”几声枪响，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躺在猩红的血泊中。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各报连日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英雄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那个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他是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临时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临时请假未能到会。
彭湃等人万万没有想到，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偷偷包围了会场，不久便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伍豪(周恩来化名)？谁是伍豪？”特务们咆哮着。彭湃他们站在一旁，对特务们怒目而视。
“彭湃？谁是彭湃……他就是……”特务们冲过去，一把拉过彭湃，用手铐扣住了他的双手。奇怪，特务们为什么拿着名单？又为什么那么准确地认出了彭湃？这里肯定有问题。
随后，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同志，也和彭湃一样都被铐上手铐，推推搡搡押进了囚车。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白鑫！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每天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胆，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彭湃等共产党要人。范争波喜出望外，便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所幸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不然中共中央的损失会更为巨大。
彭湃等就义后，周恩来悲愤万分，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8月31日下午，周恩来含泪起草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与此同时，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乌龟”露头，柯医生“长线钓鱼”
陈赓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便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原来，白鑫自因告密杀害了彭湃后，知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会放过他，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不长时间就吓出了头疼的毛病。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那时，他在上海威海卫路一条里弄开了一所达生医院做掩护，楼下是诊所，楼上是地下党组织的会议室。上海地下党组织每月在这里开一次会，周恩来有时也在这里接见外地来汇报的人。
而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他并不晓得柯达文的真实身份，只知道柯达文医术好，又是广东人，一副书呆子相貌，不像是共产党人。
接到柯达文打来的电话后，陈赓指示柯达文：“他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总会找医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就到！”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狡猾的他不到达生医院来了，而是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的饭店，这时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范争波。一见面，白鑫用怀疑的口气问：“那天，你说下楼取药，怎么出去了？”“哦，是这样。”柯达文镇定地回答，“我到楼下一找，缺一种药，我想出门一拐就是药房，心想快去快回，谁知我赶回来，你怎么走了？连药也没拿！”“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时间快到了，等不及拿药，只好走了。”白鑫也编了一通假话。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一会，让范争波观察一番。白鑫说：“你那医院太小了，应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柯达文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白鑫立即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钱，递了过去：“柯大夫，不敢言赠，表示一点小支持！”范争波也在一旁帮腔说：“收下吧！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哩！”
柯达文本来不想接受叛徒的钱，但他似乎看穿了白鑫和范争波眼睛后面的东西，稍微推让了一下后，赶紧把钱放进衣兜中，千恩万谢一番后起身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里。
深入“虎穴”，杨登瀛“义结”叛徒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门口，几日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但柯达文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要真正打进敌人内部，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于是，陈赓再次想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杨登瀛利用这个关系，经常在上海出入国民党上层和特务中，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在最紧急的关头，救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许多同志。
这一次，陈赓请杨登瀛弄清楚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是个什么地方，他很快回复说：“那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次日一大早，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杨登瀛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大员”竟然会“通共”，也就没有安排白鑫刻意回避。范争波和杨登瀛正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杨登瀛时常前来和白鑫闲谈，打麻将，实际目的就是为了把白鑫稳住。
里应外合，“锄奸队”深夜惩奸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保护”，仍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彭湃、杨殷等人浑身是血地站在他床头，虽然不断找柯达文诊治，但头疼的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痊愈。
白鑫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请求范争波向南京方面报告，希望能允许他出国去躲躲风头，最好是去意大利。他认为在国内即使是去南京或者广州，也不安全，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找到他，替烈士报仇。最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当然，对这么“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是不相瞒“好朋友”杨登瀛的。
白鑫和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并且船票已经定好。范争波还特意安排，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口，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杨登瀛心想，范争波这样的安排，我们的红色队员将无法争取时间展开战斗，铲除叛徒的计划十有八九会付之东流。他急中生智，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可是，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万一走漏点什么消息……”
“不会的！”范争波说，“这件事，连我的管家也不知道呢！”“不然！”杨登瀛摆摆手，“自剿灭彭匪以来，共党恐怕一直在暗中侦察白鑫的踪影。他们的人向来无孔不入，万一他们疑心到此处，而门口又停辆小车，岂不是要出问题吗？”范争波也许是认为杨登瀛说得有理，或许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驳杨登瀛的面子，终于定下来，小汽车不停在四十三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1929年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又特地到范公馆侦察一次，并送给白鑫一盒点心，“聊表一点心意”。杨登瀛看到白鑫仍按原计划逃跑，才放心离去。
入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在四弄四十三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密。夜深人静，周围人家纷纷熄灯安寝。只有四十三号院里仍然灯光闪亮。夜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悄开启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他见周围十分安静，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几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话未说完，一颗子弹打死了他。白鑫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追过去。白鑫跑到汽车处刚要钻进去，后面的枪声响了…… 王增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