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该明确规定各级官员、公务员申报收入与财产的范围、类别和计算方法，规定相应的家人亲属申报的范围，规定官员到任和离任时收入财产的公示办法。应按官员或公务员的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公布范围，接受公众的监督，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疑问或提供事实，同样应该由独立的专门机构或人员受理或解释。

　　前几年开始，我们学校就要求处级以上人员每半年申报一次收入。我忝为研究所所长，也在申报之列。据我所知，这种做法已经相当普遍，但几乎没有效果，因为申报的结果从来没有公布过，更没有人因为申报不实而受到过批评或处分。我甚至怀疑，这些申报材料会有谁看，会保存多久？即使主管的领导非常重视，亲自查阅，他们又怎么能知道数以百计的处级人员的实际收入，又怎样确定申报是否如实呢？当时我想，如果所长的申报表要张贴在所内，书记、校长的申报表要张贴在校内，结果就不一样了。最近见到报道，新疆阿勒泰的党政领导和公务员已经将收入公布，在报道中见到了他们具体的分类收入数字。

　　这固然是可喜的第一步，但真正要建立规范有效的党政官员、公务员收入申报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该申报什么。理论上说谁都明白——一切收入，但实际掌握起来就不太容易。尽管申报的要求中会包括工资、津贴、奖金、酬金、利息等各种类型，但难以包括各种非货币的消费卡、礼品、实物、服务等等。如果平时没有极其明确的规定和折算标准，这些实际上的收入完全可以超过货币收入，却根本不会反映到收入申报之中，或者会被严重低估。例如，一幅字画、一件“假古董”、一盆花都能使接受者致富，却都属无需申报的“小礼品”。有专职司机的汽车、带全套材料用品的厨师、训练有素的服务员、装修配置齐全的别墅都可以“借用”而不花分文，却没有任何收入可报。享用豪华餐饮、烟酒、娱乐、俱乐部，打高尔夫球，甚至出国旅游，境外赌博，有多少能反映在收入申报中呢？

　　特别是由于供给制的残余在机关和公务员中并不少见，其实际收入往往不知是名义上的货币收入的多少倍！本来政府对这些待遇都有明确的规定，但近年来不是因规定早已脱离实际而无法执行，就是随意变通，普遍提高或增加。例如，部分公务员并未依法纳税，或者由政府部门额外代缴，申报的是税后收入。参加公务活动时非但未按规定就个人享用部分缴费，而且多占多享。名目繁多的临时性补贴成了工资的一部分，却不计入收入。异地当官长期占用高档宾馆，吃喝穿戴洗全包，或者大笔一挥将个人开支列入报销范围，恐怕已是官场常识。不用说厅局以上高官，就是有实权的科长或富裕地区的村官，申报的收入能符合实际吗？

　　官员的个人收入还与两方面密不可分：一是财产，一是家人或亲属的收入与财产。在当前的中国，财产与收入的关系并不明确。不时可以发现有些官员的收入并未有实质性的提高，但财产却迅速增加。一种可能是这位官员具有经济头脑和投资意识，从而获得丰厚的收益，如房产升值，股票或基金上涨。另一种可能则是他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财产，或者因掌握内部信息而占尽先机，如能够以低于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购得豪宅别墅，在股市作内线交易，批条子突破市场界限。还有的官员富甲一城，申报的收入却少得可怜，完全够得上海瑞、焦裕禄的标准，因为他（她）的财产都在家人子女名下。这样的申报，除了给“新官场现形记”提供素材外，又能起什么作用？所以，申报收入一定要与申报财产结合，以便了解和判断其财产的变化是否与收入相应，是否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同时，官员应根据不同的级别和实职，同时申报其家人子女以至亲属的收入和财产。在他（她）上任或离任时，更应该公布前后的变化，以便公众判断这些变化是否正常正当。

　　所有这一切，如果离开了各级检察部门的监督，离开了民众的监督，不仅会徒具形式，而且在客观上会鼓励弄虚作假，助长贪污腐败。在我的记忆中，陈希同最早在报上公开自己的收入；大贪官胡长清能在评议中评为优秀，肯定也已“如实”申报了收入和财产。原因很简单，完全是他们自己说了算，或者只有更高的领导心里明白。其实，民众并非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劣行，只是揭发无地，监督无权，控告无门而已。且不说在媒体公开批评要经他们本人批准，就是内部揭发的材料，也难免不流到他们手中。至于那些非货币的收入该如何计算，就是专业官员也未必清楚，自然可以由“有关部门”任意曲解了。

　　因此，政府应该明确规定各级官员、公务员申报收入与财产的范围、类别和计算方法，规定相应的家人亲属申报的范围，规定官员到任和离任时收入财产的公示办法。对涉及的非货币收入和服务的认定和折算，对官员或公务员的待遇是否符合标准，应由独立的专门机构或人员来确定。应按官员或公务员的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公布范围，接受公众的监督，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疑问或提供事实，同样应该由独立的专门机构或人员受理或解释。

　　可见要建立并执行完善的收入财产申报制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终于有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