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酒之功过，自古莫衷一是，各有评说。酒对于人类生活之福兮祸兮，常有南辕北辙之距离。

　　从远古到今天虽然都有对酒之功过的争执，但是酿酒却一直延续至今。这足以说明国人并不被纸上谈兵的酒论所左右，而是据其个人所好，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汉末，曹孟德上书皇权，谈及汉初禁酒之德，并将其视为影响国家安危之大事。这个白脸曹操之举，马上受到臣子孔融的抵制。孔融是历史上出名的学士，童年时曾留下“三岁让梨”的典故，给后世留下了流传至今的礼仪风范。但就是这位贤达的孔融，对曹操附和帝王意志、拍马屁的禁酒之奏折，写下了论战的檄文。笔者觉得其文文采四溢，现摘译其文中部分文字，供读者品味：“……天穹因有酒皇而光泽耀眼，大地因有酒郡而熠熠生辉；尧如果不饮千盅美酒，无以建太平乐土；孔子不饮百瓠(瓠为古代饮酒器皿)佳酿，无以称之为圣人……汉高祖如非饮酒时斩蛇起义，无法显示出其英雄气概；景帝如果没有在似醉非醉时幸遇唐姬，就没有后来的兴邦治国……”

　　孔融最后责问曹操： “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可惜，笔者没有查找曹操上书的酒论(估计已在历史长河中丢失)，否则将其并列于世，将给后人增加多少酒事美谈?

　　据《晋书》记载：孔融此举得罪了曹操，曹操要圣上判其是非。结果孔融被贬官降职，后来成了逍遥于乡野的大儒雅士，曾流传下“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自我画像。在这场酒禁之争中，反证出来曹操这个历史上的枭雄，在酒事中也生就了两种心态。读者不会忘记，后来在三国年代，他争雄天下时曾演绎出“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以及他畅饮时言及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酒论。一场酒功酒过之争，居然牵出来官场动荡，在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之事例。

　　由此可见，酒功酒过之评说，古代远比现代要热闹得多。特别是随着酒业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酒之功过之评说，成了一个十分时尚的话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葛洪的《酒诫》一文。这位大学者葛洪，平日嗜酒贪杯；但此公不是一般酒徒，而是满腹经纶之士，便常常以十分严谨的态度，研究酒池之曲和杯中之物。因而他给后世留下了文采横溢的《酒诫》美文，一直流传至今。在后人的论酒的古籍中，多把其《酒诫》放在首篇地位。

　　在写及酒助时，葛洪列举了晋时之前的酒事之能： “……汉高祖婆娑巨醉，故能斩蛇鞠旅；於公饮满一斛，而断狱益明；管辂倾仰三斗，而清辩绮粲；扬云酒不离口，而太幺乃就；子圉醉无所识，而霸功以举……”特别引起笔者兴味的是，这位葛洪居然从商纣王纵酒过失之中，明察秋毫地找出来酒功。他说：“姬旦(商纣王之宠妃)酒宴长夜不撤，从而有了礼乐”，由此延伸开来，古代宫廷的礼乐之初，还有酒对艺术灵感的萌发之功呢；用现代的话说，葛洪虽然是从事药物化学科工作的人，居然于细微处觉察到酒对文化之贡献，实属非常难得。

　　此外，他的文学素养足以和当代文人媲美，由于他善饮，把自我饮酒之后的神仙之状，写得惟妙惟肖： “……视泰山，如弹丸；见沧海，如盘盂；仰■天堕(仰天欢叫天为之坠)，俯呼地陷(低头朝地吼叫地为之塌)……”敢于“卧待虎狼”，不怕“投井赴火”，全然不惧任何“恶者恶行”了。笔者深为晋人葛洪描写的酒痴之状，击掌叫好。

　　我想，葛洪其文，是不是在醉酒中挥笔成章的?不然，何以会流露出琼浆玉液般的爽透淋漓?但葛洪不是一个酒疯酒痴，他论述了酒功之后，并没忘记论证酒过。而他在论述众多前人酒祸时，是把饮者放在第一位审视的，他认为酒过与酿造者无关，为此他在文中多处赞美了仪狄和杜康两个酒神——他认知酒祸来自饮者无度，从而引来祸事临门。

　　他在文章中陈述晋代之前历朝历代的将相酒事之灾时，如是写道： “郭珍之发狂，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乱政，赵武之失众，灌夫之灭族，陈遵之遇害……”都与他们无日不醉有着因果关系。因而葛洪在文章中呼吁： “目之所好，不可从也；耳之所乐，不可顺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这里，葛洪把人间的一切祸事，都归结到人类自身上来，对酒与人的关系，评说得十分公允。

　　因而，笔者长期将其视为畅论酒事功过的一篇美文，现将其精华之处，呈给读者中的酒者。

　　此文，是过去劳改队中一个难友赠予我的，他知道我与酒结缘极深，可能是出于怕我陷入酒池而不能自拔之故吧，友人让我以此《酒诫》为镜，每日三省吾身。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我读了这篇美文之后，不仅酒量无减，而且对酒事有了研究的欲求；在高呼“美哉，中华瑰宝”之余，便有了这篇《酒之功过》的文章出世。与此同时，我内心深处对中华美酒文化，像个虔诚信徒那般，更加顶礼膜拜了!

　　（从维熙 来源：中华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