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他以抢劫罪名（首犯）被押上法庭，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在服刑5年之后发现，公安机关把发案日期弄错了，发案当天他因故被拘留在拘留所，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6年前，匡增武26岁，湖南祁东县太和堂镇黄泥桥村人。2002年，他连续3次卷入治安和刑事案件之中。那一年，他原本在广东打工，却因故离职回家。

　　他的嫂子因为涉嫌超生，2002年3月31日晚上被当地计生干部强制带走。他连忙赶到镇政府，与干部发生冲突，被当地派出所抓住，第二天宣布拘留，一直到4月9日才从拘留所回家。

　　2002年4月10日，他回到家后跟朋友喝酒、打牌。因为缺了两颗牙齿，当地人叫他“缺牙巴”。而这个外号给他带来了噩运。

　　2002年8月25日上午，他到另一个镇去赶集。下车不久，一辆警车突然停在他面前。抓他的是祁东县步云桥镇派出所的民警，原因是步云桥镇两个村民因为宅基地发生纠纷导致伤害案。当年的3月和5月，一方当事人请人殴打另一方，致人轻伤，而参与者中有一人外号叫“缺牙巴”。警方认定就是他。

　　匡增武的说法是，3月底他有一次去步云桥镇赶集，到一个同学家中玩，在街上观看了打架的情况，但是自己根本没有参与打架，他根本不认识那些被处罚的人和当事人。

　　可是第二天他被送到拘留所，下午又被送进看守所。第二次来提审他的人又变成了他家所在地的太和堂镇派出所民警，说他涉及一起抢劫案。

　　太和堂镇与邵阳县交界，经过当地的邵阳运煤车特别多。根据当地警方的说法，2002年4月10日晚，邵阳县车主吴收莲晚上送煤去祁东，8时许在太和堂镇被一群人抢去一对金戒指、一对金耳环和一台手机。这次抢劫还没结束，另一台已经送煤返回的邵阳车也到了，车主黎明也被抢走1600元货款和一台手机。

　　祁东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具体由太和堂镇派出所负责。此后又发生多起抢劫案。在经过4个多月的侦查后，几名罪犯被抓获。这些人供出的“匪首”，外号就叫“缺牙巴”，名叫匡增武。就这样，当匡增武被步云桥派出所拘留后，太和堂镇派出所也正在找他。

　　拘留所里策划抢劫？

　　匡说，那几天他几乎崩溃了，只好跟民警说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稀里糊涂地在材料上签了字。在材料上签字的第二天，办案民警带着他到了邵阳县。匡增武以为这下可以还他清白了。但来的几个被抢者，看了他后没有反应。

　　后来警方出示的材料说，他们带了7个人去辨认，受害人指认了匡增武。几年之后，受害人证实了这一说法，并称不认识匡增武。

　　案件很快进入审判程序。

　　当地县里的报纸发了一个整版的报道，并详细报道了此案案发到侦破的过程，在最后一段写到了匡增武，说他是一个“三进宫”的主儿，组织了七八个人进行抢劫。

　　匡增武的父亲匡代耘看了报道后，文章最后一部分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怀疑。这句话说：“4月6日晚上，他（指匡增武）在世纪网吧里对王建明等5人说：‘手头缺钱花，大家跟我去干一桩大买卖，搞邵阳运煤车的钱怎么样？’”

　　他突然想起，好像那段时间儿子被拘留了，人在拘留所，怎么会去抢劫？他赶快找到村里的计生专干，确定他儿子4月1日到4月9日都在拘留所。

　　其他被告人不识“主犯”

　　正是基于这一想法，匡增武在没有代理人的情况下经历了一审。虽然在法庭上一直否认参与抢劫，但祁东县法院一审还是判决他构成抢劫罪（6年有期徒刑）和寻衅滋事罪（6个月有期徒刑），合并执行6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00元。

　　原本期待法院还他清白的希望破灭了，匡增武非常失望，心里很不服气，在宣判后的第二天就上诉。

　　第一次开庭，匡代耘并没有收到通知，还是另一犯罪嫌疑人的岳父（隔壁村人）告诉他的。他赶过去，但被禁止进入法庭，直到庭审结束，他才远远地看到儿子被押进囚车。

　　二审还是在祁东县法院进行。开庭当天早上，中院法官打电话通知匡代耘的叔父匡栋，匡栋连忙打电话告诉匡代耘。等到他们进入法庭时，庭审已经开始。

　　庭审发问阶段，匡代耘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起4个被告，匡增武说不认识他们3人，而另外3人中的2人说不认识匡增武，一人说认识，但是是在发案当天晚上才认识的。

　　这一现象引起了匡代耘的注意：匡增武与其他被告人在案发前并不认识，怎么会一起去抢劫？但衡阳市中级法院维持了原判。

　　二审宣判后匡代耘去看儿子，他确信儿子是被冤枉的。他对儿子说，一定要帮他恢复清白。之后，匡增武被关押到衡州监狱服刑。

　　还儿子清白

　　虽然儿子进了监狱，但是匡代耘并没有放弃。2003年10月上旬，他决定去找受害人了解情况。通过太和堂镇一些运煤司机，他了解到了两名受害车主的地址。

　　到了邵阳县，他先去找受害人吴收莲，但她因故不在家，已经去了广东。她丈夫要他去找另一名受害人黎明。匡代耘找到黎家，见到了黎明的父亲黎三元。

　　他随口问案发是哪一天，结果黎三元说是4月7日。匡代耘大吃一惊，以为他记错了。黎三元连忙解释，他有账本记载的。黎三元翻出了那本账本，匡代耘发现4月7日那天记载的是送煤一车，一共1850元,欠350元。而在下面一行,则清楚地写着：“晚上9点半被抢走1600元，手机一台，驾驶证一本”。

　　而在10号那天，记载的却是：“下雨。”

　　匡代耘问记载“下雨”是什么意思，黎三元回答说就是下雨，没有出车。

　　听到这里，匡代耘说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发案时间是4月7日，那个时候匡增武还在拘留所，这就意味着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他连忙让黎三元出了个发案时间是4月7日的证明，然后跑到衡阳拿给中级法院的法官看。法官没有表态。

　　2003年10月中旬，匡代耘和他的叔父匡栋再次去了黎家，将账本复印了回来。

　　之后，他们想到自己取证不具权威，又回到祁东聘请一位律师再次去了邵阳县黎家，律师做了询问笔录。这次见到了受害人黎明。黎明告诉他们，当天他收了1500元货款，身上带了100元，正好被抢了1600元。黎明还说了当时辨认疑犯时只见了一个人。

　　律师又找到受害人吴收莲家，仍然没有见到她，她家也没有记录，不过提供了买煤老板的地址。

　　回到祁东后，匡代耘和律师又先后找到黎明和吴收莲卖煤的买主。

　　两个买主都记了账，日期都是4月7日，他们记账的金额跟卖主描述的完全吻合。为了让证据进一步有效，匡代耘在律师的建议下请了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先后去了4个地方，对证据进行公证。

　　衡阳人大监督调查

　　有了这样的铁证，匡代耘认为翻案是毫无问题了。2003年10月26日，他代儿子上交了刑事申诉书。然而，衡阳市中级法院驳回了这一申诉。法院认为受害人报案时说是4月10日被抢劫，虽然现在出具了证词证明4月7日是发案时间，但该证词未能说明其为什么当时向公安机关陈述是4月10日晚发案的合理解释，因此该证词不予采信。

　　匡代耘说当时就像被一盆冷水当头浇下。之后他到湖南省人大、湖南省高院上访。

　　省人大要他找衡阳市人大内司委。衡阳市人大内司委在认真看了他们的证据后，决定调卷审查。内司委主任杜建章亲自带人到监狱会见了匡增武。同时，他们委派祁东人大内司委到证据地点复查。复查的结果是，匡代耘采集的证据是可信的。

　　2005年11月，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到祁东视察，祁东县公安局长向三级人大代表汇报了此案，共三个要点：一是抢劫案确实发生，二是发案时间确实为2002年4月7日,三是匡增武在此阶段不具备作案时间，建议法院再审。对此案他表示道歉。

　　对于发案时间弄错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派出所将原始报案材料弄丢了，凭记忆认为是4月10日，而被害人因为事隔几个月，也没有注意到时间的差错问题。

　　当时的衡阳中级法院负责人也在场，竟然当场批评祁东公安局长不该承认此案是错误的。

　　后来，衡阳市公安局再次派员调查，结果与祁东公安局一致。

　　2005年11月27日，衡阳市人大正式将此案向衡阳市公、检、法三个单位交办。可纠错工作并没有顺利进行。

　　直到2006年12月，在衡阳市人大会议上，衡阳市中级法院的工作报告第一次没有被通过，而衡山代表团又提出了要尽快纠正匡增武案的议案。在这种情况下，纠错程序才真正启动。

　　2007年3月27日，衡阳市中级法院作出了对匡增武抢劫案再审的决定。

　　终于洗脱罪名

　　在监狱里服刑的匡增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是又非常怕这个希望成为空想。

　　2007年9月27日，匡代耘被释放。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自由5年1个月又两天。

　　26岁失去自由，31岁出来，匡增武说他最宝贵的5年已经失去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人虽然已经获得了自由，但再审却迟迟没有动静。

　　一直到一年之后，祁东县法院才开始再审。

　　2008年11月27日，在衡阳市人大交办整整3年之后，祁东县法院做出再审判决，认定匡增武被指控的抢劫罪名不成立，判决他犯寻衅滋事罪，执行6个月有期徒刑。

　　追究枉法者的责任

　　然而，对此匡增武并不满意，他再次提起了上诉。

　　为匡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律师罗秋林、谢昉介绍说，此再审判决仍存在3个问题：一是判决书说“本次抢劫案的发案时间究竟是2002年4月7日还是10日，事实不清”，法院如果连发案时间都不能确认，那将是个笑话；二是没有直接宣判匡增武没有抢劫罪，而是说“疑罪从无”；三是匡增武的寻衅滋事罪的判定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罗秋林说在适当的时候将提起国家赔偿的申请。

　　衡阳市人大常委李康杏认为，此案经过公检法这么多环节，却仍然搞错，说明承办案件的工作人员确实存在马虎和草率。不过，这个案件能得以纠正，说明监督还是有效的。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个错案之所以拖这么久，可能与错案追究的评价体系有关，错案追究的评价体系还需要更加完善。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