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盛传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以下简称《语录》)的文章，文中收录了如厉以宁、张曙光、张维迎等十七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从收录的言论来看，部分经济学家的一些说辞的确让人难以理解，甚至引发争议，如厉以宁所称“房价涨得快是好事”，张曙光认为的“腐败是改革的成本”等。经记者核实，这些言论并非杜撰，此前亦有不少相关报道。
集结30条“牛人牛语”
据统计，《语录》中收录的30条言论中，涉及到社会分配及福利制度的有8条，谈到国企改制的有5条，关于房地产市场和腐败问题的则各有4条。诸位经济学家的言论之所以被认为“骇人”，或者说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主要是因为有些言论立足点不是民生，忽略了老百姓的利益需求。
如我国房价于2003年开始上涨，其持续迅猛的涨速引起市场对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就在2005年发表了“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的看法;2005年1月，身为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的王建称“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而在房地产泡沫正开始破灭已成为普遍共识的当下，对于这些经济学家的言论，许多网民表示不甚理解，有激进的网友甚至表示“看了就想骂人”。
多数言论早有争议
事实上，有些经济学家的言论在面世之初便受到质疑，如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几年前称“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一说，当时引起社会上对整个经济学家群体言论立场的质疑和声讨；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的一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亦曾引得著名财经评论员时寒冰“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能授予禽兽”的感慨。有网友对此忿忿道：“奇谈怪论可恕，但打着经济学家的幌子，说经济结论有悖常识，决不可饶恕。”
目前，这份《语录》在天涯、凯迪等论坛上广为流传，对于这份《语录》的看法，有位网友的说法很有代表性：“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在问题到来之前能比普通人先看到问题，了解问题的实质后，能够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这些最粗糙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里有谁做到了吗?不要说提出方法，连问题都没有能力看到，从来没有为问题预警过。除了放马后炮最厉害之外，没见有别的本事。”
不过也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遭到炮轰，如谢国忠就被网友称为“有良心”的学者，而郎咸平的话也被认为是“可以看一看”，因为“他是对的”。 据《新快报 》
《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节选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第一，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信、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政府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又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
——谢国忠(原大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林毅夫(原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刘伟(北大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京城四少”之一)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王建国(北大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旁观者说
不要指望经济学家都为公众代言
在如何对待像吴敬琏、张维迎等专家言论问题上，我以前一直认为，应该从其专业角度出发，而不能单纯从“社会良知”等难以考量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但一些原本被视作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近年来时有“惊人之语”。难道国内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整日关在书房写济世文章？
这些经济学家既不缺乏专业常识，又不可能偏离日常现实，还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缺乏道德良知，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国内经济学家群体自身发生了变化：这群人已经分化蜕变了，而公众还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要求他们。
国内市场化改革初期，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倡言市场化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往往既迎合时代的要求又客观上维护了公众利益，同时也与执政思维步调一致，自然受到公众的普遍赞誉。但在当下，社会结构多样化、利益博弈复杂化，经济学家从其自身学术角度或个体动机出发，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一个阶层的代言人，由此内部自然会产生分化。原来被视作“社会良心”的学者，现在站到了富豪阶层或权贵阶层的一边，也不值得奇怪。特别是，那些一直致力于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出于维护市场化的初衷，有时候顾不上穷人（换言之，就是那些在改革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的利益，更是在所难免。
此时，再去责备那些早已“今非昔比”的学者，恐怕意义不大。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抛弃他们，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 魏英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