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道德状况是颇为忧虑的，所谓“礼崩乐坏”。鲁迅先生《孔乙己》中孔乙己引用过的那句“多乎哉，不多也”，《论语》中的原文其实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也就是说即使在孔老夫子看来，那个年代世界上好人不多。

　　也许是对世道人心看得太透，孔子虽穷其一生致力于“礼乐教化”，却绝少假道学气。《论语·雍也》中记载了引得后世聚讼纷纭的“子见南子”事件。南子是卫灵公夫人，当时是一个著名的淫乱妇人。传统上甚至把表现淫乱的文学作品称作“郑卫之音”，也许就是受了这个有“宣淫”之名的美妇人的牵累。孔子去见了这个名声不好的香艳美妇，惹得学生子路大为不悦，没办法孔二先生只好对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说，我要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老天也不会放过我！看来，子路是个道学家，或者说是个道德教条主义者；而孔子是个实践家，一切以“解决问题”为旨归，只要能推行自己“礼乐治国”的政治主张，走一走“夫人路线”也无不可。

　　孔子虽鼓吹“道德重建”，走的却是务实的路线，与今之那些空唱道德高调者不同。只可惜这样的言论多见于杂家著作，《论语》所载者反少。据《吕氏春秋》，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子贡各做了一件好事，子路是“拯溺者”（抢救落水者），子贡是“赎人”（为奴隶赎身）；子路收了人家一头牛的酬答，而子贡做了好事却拒绝奖赏，孔子评价子路说：“鲁人必拯溺矣”，意思是说，子路做了好事，收了人家一头牛，做得对，因为这样一来，老百姓都愿意做好事了，因为做好事有好处啊；孔子评价子贡说：“鲁人不赎人矣”，意思是说，子贡做了好事却拒绝奖赏，不好，因为这样一来，老百姓都不愿意做好事了，因为做好事没有好处啊。这让我想起一件多年前的旧事。前些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拟通过一项决议，其中规定：捡到东西的拾主可以向失主收取一定比例的报酬。谁知这项议案在交付社会讨论的时候，引致了一些不同意见，理由无非是：中国向来是一个伦理化的国度，道德评价高于一切，捡到东西应该无条件地归还失主，现在竟说可以索取报酬，算哪门子事呀？难道果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都说中国人是孔夫子的精神后裔，果真？丁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