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号，2008年的最后一天。险峻壮阔大娄山深处的贵州省桐梓县坡渡镇高台村，3个10多岁的孩子倚门而望，他们不肯回屋。他们要一直等候那几个4年前抓走他们妈妈的重庆警察……

　　同一天清晨时分，重庆江津几位刑警正准备出发，这是他们4年来第5次前往大娄山。因为在大山深处，有一位73岁的老人和3个10多岁的孩子，15岁的大姐李珍慧、14岁的二姐李烜慧和11岁的弟弟李治轮，正盼着他们——送去一年的米、面、钱等生活必需品。

　　

　　2008年12月31日下午，刑警们终于到了他们的家里。

　　破旧的房子半边已经倒塌，一个面色焦黄的婆婆，扶着墙吃力地挪出来。这就是孩子们的婆婆。她穿着旧棉衣，肥大的裤子，补着颜色极不相称的大补丁。说起家里的事情，她很激动，声音很大，操着难懂的土话：“这也没办法，犯了死罪保不住。”

　　“警察好，孩子们懂事。”她大声嚷着，满脸带笑，泪水却顺着脸上的皱纹，不断地流下来。听说警察要带孩子们去玩，她有点害怕，可又不知道怎么拒绝，只能反复说着“孩子要考试了”，她怕失去孩子们。

　　“玩两天就送回来。”这让她有点释然，犹豫了一会之后，点头同意，然后转身回屋了。

　　父母出事3孩子性格变孤僻

　　在大娄山深处，这3个孩子每天早上走一个多小时去上学，家里没有表，他们每天都是看着天光，估摸着时间上路；等到下午3点多钟放学后回家吃饭、做作业；然后上山砍柴，再挑够一家人吃的水。

　　11岁的弟弟身材却矮小得像个七八岁的孩子，双肩向前佝偻着，有些驼背。

　　班主任姚老师说，父母出事后，三姐弟，尤其是两个姐姐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不爱说话，老师询问的时候也只是低头哭泣。要知道，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心灵上所受到的创伤绝对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和体味的。

　　第一次啃汉堡包 不知怎么下口

　　第一天午饭时，才吃了两口，他们就说饱了，让众人很诧异。长期以来，在他们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午饭。

　　为了让孩子们玩得高兴，刑警们精心设计了项目，一人买了身新衣服，在警察家里吃晚饭，到重庆看看大城市，吃肯德基，去游乐场玩。

　　在江津买衣服时，显然是他们第一次看见扶梯，在电梯口犹豫着，不敢抬脚，战战兢兢上去之后，李治轮的脚踩在了两个阶梯之间，差点掉下来。

　　面对偌大的汉堡，孩子竟然不知道如何下口，有一点面包屑掉到桌子上，都会用手捡起来，放到嘴里。

　　出来之后，治轮的左手一直放在口袋里，原来口袋里有店里送的小礼物，这些城里孩子司空见惯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都如珍宝一样。刑警队综合科叶良明科长说，每次看到孩子这样，她就想哭，不管到什么地方，孩子们都显得格格不入。

　　刑警们第一次见到孩子们笑，是在游乐场的过山车上，见惯了大山的孩子们，一点也不恐高。

　　“这些我没吃过、没见过，也没玩过。”稍微开朗点的李治轮说。然后他就不说话了，鼻翼急促地扇动，努力地仰望天空，眼泪就在眼角边，却不让它流出来。

　　■案情回放

　　叔嫂勾搭 杀死丈夫抛尸水塘

　　2005年的元月16号，江津一个养鱼塘里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死者是贵州省桐梓县高台村来江津打工的一个农民，名叫李大强。很快犯罪嫌疑人锁定为——李大强的妻子王维秀和弟弟李大恒。

　　死者李大强常年在外，靠算命为生，几年来很少顾家。而他的弟弟李大恒已30多岁，虽人长得不错，但家里条件艰难，一直说不上媳妇。一来二去，叔嫂勾搭成奸。

　　后来奸情败露，据老家邻居们反映，李大强曾经拿菜刀追砍过妻子。

　　2005年元月，感到绝望的叔嫂二人决定先下手为强。元月初，王维秀来到李大强的住处，叔叔李大恒则埋伏在门外，半夜时分，王维秀偷偷打开房门，叔嫂二人用木棍打、绳子勒，李大强当即殒命，弟弟李大恒又在邻居家偷了个背篓，将哥哥的尸体背出3公里外，丢在水塘里。

　　深夜抓捕 千万别惊醒小孩

　　16日当晚，民警们就赶往300多公里外贵州省坡渡镇高台村。“抓人的过程很顺利，他们知道败露了，根本没有反抗。”

　　刑警郑春云回忆，实施抓捕行动时，他检查了一下嫌疑人的家：四壁乌黑、没有一件完整的家具、堂屋里有一张床，床上蜷缩着熟睡的3个小孩。

　　一边是熟睡无辜的孩子，一边是刑警队队长的嘱咐，千万不要惊醒这3个小孩。办案刑警冯浩东回忆，思来想去后，决定把最大的孩子叫醒，见见妈妈。

　　就这样，在2005年元月17号凌晨，当10岁的小女儿和7岁的小儿子还在睡梦中的时候，11岁的大女儿惊异地看着妈妈和叔叔被警察带走……

　　3个小孩 凶犯刑警共同心结

　　“当时大女儿那双清澈的眼睛盯得直直的，像是刚被噩梦惊醒。”郑春云回忆，“可能当时的她还不知道，妈妈这一走，从此就再也见不到了。”

　　那一晚，对江津的几名刑警而言，是一次痛苦的心灵历练：12小时内侦破命案，欣喜万分；深夜抓捕，想着孩子那双无辜的大眼睛，于心不忍。“抓到了杀人凶嫌，却感觉内心不安。”一路上，他们少有破案后的兴奋，而都是若有所思，车内只见忽明忽暗的烟火。

　　“他们认罪的态度很好。”郑春云一直负责审讯王维秀，只是审讯过程中，一提到孩子，王维秀就会晕过去，“我就马上掐她人中。”

　　她说没有什么要求，其他的她都不在乎，就是放不下家里的3个孩子。审讯时，王维秀甚至从裤脚里摸出300元皱巴巴的钞票，请求办案刑警交给她的孩子们。

　　事后，当地几十名村民都签了名，按了手印请求从轻判决，希望考虑3个孩子，能保住一个。但法不容情，年底两名凶犯均被处以极刑。

　　■背后故事

　　“抓咱们妈妈的警察又来了”

　　2005年3月，王维秀被抓捕两个月后，郑春云等4名刑警再次踏上了去贵州省坡渡镇高台村的路。他们去看望那3个孩子。

　　他们的心情与上次抓捕时完全不同，一路上都在想着可能碰到的尴尬场面。

　　初春时节，山里依然寒气逼人，3个孩子穿得单薄破烂。面对这些当初把妈妈抓走，现在又扛来了大米的警察，孩子们不知所措，躲在门后不敢出来，他们不知道又要抓走谁？

　　原来民警来之前，这家人已经断顿了，前两天找邻居借的几斤玉米面也吃完了，就在一家人饿着肚子，面临绝境的时候，重庆的警察带着米和钱来了。

　　婆婆扑通一声跪下了，身后跟着3个孩子。除了哭，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聚拢来的乡亲也跟着哭成一团。

　　警察把孩子脸上的冻疮当成了污垢，想去擦一下，一碰孩子就疼得“激灵”，认真看，才知道那是冻疮。

　　警察们要走时，婆婆仍无力地坐在门槛上，靠着刚送来的大米，一直抬着手，不断地用脏衣袖擦眼泪，不再抬头。

　　“每次最少都是3000多元，全局民警凑的，这些可以保证他们活下去。”婆婆很节省，总是大米配着玉米糊吃，除此之外，就只有地里种的一点青菜了。

　　自那之后，孩子们的卧室墙上就一直记着几位警察的电话，有江津公安局的值班电话，郑春云、叶副教导员，还有政治处主任谢廷飞的手机号码，彩色的纸张颜色还没有褪尽。

　　现在一家老小的生活基本上就可以过得去了。除了生活外，民警们也提出了他们的担忧。孩子们都很少张口说话，眼神里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

　　分局警察承担起3孩子的生活

　　“这是第四年见到他们了，当时办案刑警冯浩东说，现在两个女孩都上初三了，男孩上六年级。看见他们确实长大了，而且比原来懂事了，见到人会笑着打招呼，变化很大。看了还是挺高兴的。”

　　12月31日，当初办案的人里面，只有郑春云又去了孩子们的家里。不管是穿警服还是便装，孩子们都认得，那是抓走他们妈妈，又给他们送米送钱的人。

　　4年来，帮助他们的警察换了一拨又一拨，有的已经调到其他岗位。整个江津区公安分局，好多人都能叫出3个孩子的名字，不过太多的警察孩子们都不认识。

　　警察们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只要我们还在，就要管他们到长大成人，使他们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最少能在社会上找口饭吃。”

　　■新闻面对面

　　“我不恨他们”

　　换好了新衣服之后，陪他们买衣服的郑春云说，老二长得跟她妈妈一模一样。利用弟弟试衣服的间隙，记者跟姐妹俩聊了起来。她们小声地嗫嚅着说些什么。后来妹妹告诉记者，原来姐姐在问这衣服是不是很贵。

　　记者：“知道这些人是谁吗？”

　　姐妹：“知道，警察。”

　　记者：“知道他们抓走了妈妈吗？”

　　妹妹：“知道，姐姐告诉我的。”

　　记者：“你恨他们吗？”

　　姐妹：（两人都摇摇头，沉默了会）“不恨，是他们（妈妈）自己做错事。”

　　这时，妹妹烜慧的泪水已经滴到座椅上，她在努力控制自己，不哭出声来。姐姐李珍慧就在一旁默默听着，一言不发。

　　记者：“你是家里老大，如果家里供不了你们读书，怎么办？”

　　姐姐：“那我就退学，让弟弟读，他比我成绩好。”

　　据《重庆时报》